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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色文化，传承苏区精神——张泰和同志的革命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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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作者：张勇
【张泰和（1922---1998.8），中共党员，饶平县上饶镇坝上自东村人，曾在香港达德学院求学，后参加革命。曾二度担任饶平县第四中学校长，饶平县第三届政协委员，饶平县第七届人大常委。1985 年 9 月离休（处级）。曾被评为广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广东省劳动模范。】
拍摄于 1949 年 8 月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20 年了，我的二弟常跟我说：“老大，我经常看到爸爸的一些老友和部下的后人写的一些纪念性的文章里面常常讲到爸爸，你也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吧。”三弟也曾对我说过：“大哥，你对父亲的记忆比我们多，还是你写吧。”女儿也在她们的同学中常常听到乡亲们褒奖和称赞爷爷的话，也多次要我写写爷爷。时间过得真快，瞬间就二十载，是应该写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了。父亲和母亲年轻时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都是离休干部，所以写父亲的故事不单纯是为了纪念，更重要的还有“红色基因”的传承。
一、 跟随猛哥求学，百侯中学受薰陶
因我的兄弟子侄当中有几个硕士，博士，博士后，我和父亲都做过中学校长，弟弟是大学校长，所以经常有人把我们家说成“书香门第”。其实不然，我的祖辈很贫穷，整个家族连一个富农都没有，几乎都没拜过孔子爷。记得我读小学时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我的家史》，听父亲说过，以前家里很穷，爷爷六兄弟分家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因大伯公早亡女儿由爷爷抚养，是她嫁人的聘金让爷爷建了座砖瓦窑，自己做砖瓦。因为不识字没文化，经常受人欺负，祖父想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让父亲和叔叔去读书。父亲的小学是跟随猛伯（张伟烈，著名外交家，正部级）去百侯读的。当时百侯中学里有一批由陶行知先生推荐的晓庄师范学生任教，伟烈伯也在学校教书。百侯中学附设小学部，父亲在小学部读书。由于百侯中学教师中的共产党员经常对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所以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大批青年学生投奔革命。1948年，年仅 17 岁在百侯中学读高二的母亲也和同班的二三十位同学上山打游击，走上革命道路。父亲曾回忆说：”在百侯中学时我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当时的地下党员猛哥就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二、 反抗压迫，身陷死牢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伟烈伯被组织派到新四军里工作。父亲也离开了侯中，转学到另外的学校继续读书。1945 年寒假，父亲在同村一个同学家里看书，突然一个警察闯进屋里，逼同学家交“枪支税”和什么费，还动手打了那位同学的母亲，血气方刚的父亲大声喝斥并和同学与警察对殴，扒下警察的黑制服，吓得警察扔下枪落荒而逃。是夜县警察局派人把父亲以抗缴枪支税，殴打警察，煽动群众造反等罪名抓到县城（三饶），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并作为政治重犯关进死牢。每次过堂审问父亲都不认罪也不求饶，被打得遍体鳞伤。父亲被抓后，奶奶天天泪流满面，哭瞎了眼睛。为救父亲，祖父只得卖田卖地借高利贷，请律师托人情，花了几百大洋，才把他从关了几个月的大牢里救出来。
三、被告密遭通缉，逃亡香港进达德学院
为了不再让父亲“惹事生非”，爷爷奶奶再三央求一个在村小学做校董的娘家亲戚让父亲到村里的小学做一个”半席”（月工资不及教员一半，每月只有三斗米）教员。因被抓坐过监狱，又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统治，父亲便买来笔墨纸张，晚上在瓦窑的一间小屋里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东支队（1947 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前身）名义写了“反內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苛捐杂税）”，“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等內容的几十张标语，并和一个相处极好倾向革命的同事刘方生（后来参加闽粤赣边区纵队）连夜从坑背洋一路贴到只石墟。
第二天四乡八里传说纷纷，说是解放军昨夜进入饶平；还有人说：看到有几百人的军队从村里经过，他还给一个干部喝水；共产党要打饶平县城了等等，一时全县震惊，县政府和县党部一时如临大敌。后来村里一名地主仔从标语中认出父亲字体到县城告密，那天傍晚这个地主仔神秘兮兮地跟尼姑伯（张永致，张伟烈三弟，离休干部）讲，暗埔夜俺村要出大事，泰和这次必死无疑。尼姑伯急忙告诉爷爷并找到父亲。当夜父亲过西片走西路，几十个警察带着手电筒从东路赶来抓人，到本支楼时西路东路只隔条几十米宽的小溪，连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到。没抓到父亲，国民党便四处张贴通缉令并悬赏上百大银。父亲朝伏夜行，走了三天才到汕头，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广州读中山大学的亲戚刘少升，他告诉父亲，汕头贴有通缉他的告示。大陆己没容身之地，父亲只得逃亡香港，经人推荐到达德学院读书。
达德学院创办于 1946 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出面创办的一间正规大学。1946 年 10 月达德学院正式开学，1949 年 3 月，被港英当局封闭。两年半里，达德学院先后培养了 700 名优秀学生（包括预备班和各系、各年级的旁听生）。这些学生先后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所有的同学都为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父亲读的是政治经济系，在那里参加了组织，不久步升伯，焕光伯，炳伯，张核伯等人也来到达德。经过几个月的学习，1948 年下半年组织决定派父亲和一批学生到东江纵队参加武装斗争，父亲和几位同学匆匆赶到码头时，客轮却提前几分钟起航了。殊不知这艘轮船开到半途，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炸沉，父亲非常幸运的逃过这一劫。
四、闽粤赣边风云涌，饶和埔丰游击忙
中共中央于 1946 年底发出指示，要求南方各省配合正面战场，根据不同情况，有条件地、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闽粤赣边工委立即进行动员，制订方案，并派工委领导人去香港，向中共香港分局请示汇报，确定了“先粤东后闽西南”的行动方针后，把边区工委从永定迁到大埔，以保存下来的老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为骨干，于 1947 年 5 月在大埔坪沙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东支队，刘永生为支队长，杨建昌为政治委员。1947 年 7 月饶和埔丰武装基干队成立，12 月武装基干队扩编，大队长黄曦，政委黄维礼。1949 年 2 月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四支队第十三团。1948 年底父亲和一批同学受组织派遣，回到闽粤赣边参加武装斗争。当时在饶平境内活动的武工队有双善武工队，上饶武工队，九村武工队，田仔山武工队。父亲被派到上饶武工队。一开始武工队都驻扎在山上，到晚上才下山开展工作。父亲和队员们到各个村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武工队还开仓济困，建立农会、组织民兵，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游击支点。在父亲的影响下三叔张永远 13 岁就参加革命（后来被派到福建永定征粮队工作，解放后组织让他继续读书，1953 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并留校工作，后来三叔被调到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委员会组成的传记写作组，任《董必武传》党组书记），还有尼姑伯（张永致），秋烟伯，梯叔（后在边纵 13 团）及张炳炎等十多人参加了武工队，所以坝上自东村的离休干部就有一二十人之多。
前排（左一）我三叔张永远、后排（左二）张潜又名张永和、后排（左三）我的父亲张泰和
1948 年初母亲和同班同学二十多人离开了侯中参加了革命，在中共韩江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后被分配到饶和埔丰政治工作队 。 1949年初母亲改名为杨光（所以有很多人都称她“光姐”），被派往上饶武工队配合工作。为了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政工队和武工队排演大型歌剧《赤叶河》和《白毛女》。父亲是《白毛女》的导演并演饰杨白劳，母亲则演饰喜儿。《白毛女》一个村一个村的演，连演几十场，引起轰动，达到很好的效果。工作中父亲和母亲加深了解，从相互敬慕到逐渐产生了爱情。当时我们这一带农村盛行养童养媳，爷爷奶奶也给大伯和父亲和三叔各找了个童养媳，后来由于没有感情，加上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爷爷奶奶让三个童养媳全都作为女儿出嫁。后来父亲担任中共上饶区（辖整个饶北山区）宣传委员，1949年 7 月 7 日饶平县城解放，同日成立饶平县军亊管制委员会，父亲也作为军管会人员与文俊士，刘步升等进入饶城接管文教科。反动军队组织反攻，7 月 11 日饶城被占，9 月 26 日解放军再次攻占饶城并实行军管。
左一我的父亲、中间张其亮、右一刘步升
赴穗合影
1949 年 8 月为了配合广州的解放和接管，闽粤赣边区纵队奉命从干部中选派精干前往，父亲是其中之一。他们来到凤凰，因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与交通员接不上头而折返。9 月上旬父亲又按上级指示到松口坐船往广州，一到松口，码头被胡琏残部占领，船只全被控制，再次不能成行，父亲他们只得返回。二番前往广州不成，加上饶平县刚刚解放，也需要大批干部，父亲服从组织安排留在地方工作。
1949 年 8 月，父亲向母亲求婚，爷爷让三叔的童养媳（我们都称她做姑姑）随父母亲一起来到百侯侯南山下坪怀德堂。外公杨辅蕃是个闻名遐迩的名中医，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外公早年在上海丁甘仁中医学院读书，听说建国后有位卫生部长是他同窗。解放前外公曾长年在新加坡、泰国等地开诊所行医。他悬壶济世，医者仁心，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还给泰国国王及家人看过病。父亲身材魁梧，年轻英俊，一表人材，外公自然同意这门婚事。
五 、 向工农开门，光头营上盖教室楼房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亟需各种人才。1950 年 8 月父亲被组织派往饶平县第四中学（当时校名为上饶区立初级中学，1941年为解决饶北山区莘莘学子负笈异地求学之难，上饶有识乡贤出面募捐筹钱在“光头营”建起了这所学校，1943 年校舍竣工，1952 年改为饶平县立第四中学）做校长并兼上饶区（包括整个饶北各镇）教联会主席，母亲也由组织调派到学校，做图书馆管理员。当时学校的面积仅仅局限于现老校门之内的范围，“光头营”南面还有几户人家。父亲为了培养更多建设家乡的人才，决定扩大招生，向工农开门，于是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这样便出现了师资紧缺、校宿、教室不足等问题。父亲先是到大埔，和平等地聘请教师，同时又向县文教科打报告，申请拨款建校舍。听母亲说建岗顶那座宿舍时，有多少个暴风骤雨之夜，父亲半夜起来，戴着竹笠披着蓑衣，拿着手电去岗顶工地遮灰砖，盖刚打成的灰墙，拿着锄头去挖排水沟。按照设计岗顶二层宿舍楼是一个长方形的立体，大家都觉这样不太美观，于是便在南面弄一个伸延式的门楼，这样一改经费超支了。拨款用完了教室怎么建呀?为解决这一难题，父亲和母亲商量，认为求人不如求已，当时坝上家里正准备建新屋，爷爷买了一批桁桷和栋梁，开始父亲开口向爷爷借，爷爷死活不肯。后来只得由母亲去说，爷爷看在儿媳妇的面子上答应借，但要写借条。父亲借了桁桷梁又要借砖瓦，这样上百根桁子栋梁和砖瓦便“老虎借猪”了，据说 1956 年爷爷临死时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被“借”去的东西，还在骂父亲是“败家子”。那排 8 间平房教室就是当时建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省县检查学校危房，那排教室仍没达到危房等级，还可以使用。大规模的建设超出了预算，加上学校总务部门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在汕头买回了一批家具和一辆自行车，超支了几百块钱，违反了财经纪律。自行车被上缴文教科，父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1953 年暑假父亲和县一中，二中，三中的校长到省教育厅开会，在会议讨论时向省厅领导反映了县文教科存在的一些问题。会后其中一个校长向文教科领导告密，文教科长先是派人来四中掺沙子摸底细，先搞乱四中班子，再新帐旧帐一起算，1954 年对父亲作撤职开除出党降级调离处理。
六、阳谋之中成右派，厄运多舛二十载
父亲调到饶平县第二中学，也许校长王川是达德校友，对父亲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父亲还被选为学校工会主席。父亲在瑞光台还组织师生排演过反映红军长征的“长征颂”，引起县城的轰动。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黄冈学习，发动群众对上级，对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有些青年教师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经人鼓动口无遮拦，天真地提了些意见，一开始领导先给于表扬还在大会上号召全体教师向他学习，经反复鼓动和一些教师信以为真，便把对个别领导的意见说了出来，无疑又受到表扬和鼓励。这期间，二中的一位领导专门来开导父亲说：“老张呀，你是老同志老党员，参加革命时间也长，应该带头向党提意见才是。”此外又有几个人反复开导父亲。父亲此间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只对当时的那位领导谈了他在四中工作时被处理的看法，大意是：对一个干部的处理要一分为二，既要看他的主流和本质及成绩，又要批评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不能一棍子就把人打死!他们如获至宝，第二天便在大会上宣布：张泰和是反党分子，这个大右派终于跳出来了。于是“张（泰和）刘（步升）反党集团”，“张（泰和）林（茂金，三中校长）许（虹，一中校长）反党集团”；张泰和解放前就是反共头子；饶平四中是地主阶级的防空洞（因有好几个教师出身地主）等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大会一场接一场。记得一天下午天很冷，我（六岁读一年级）放学回家，家门锁着，在门口搭的一间小厨房里见到了父亲，他坐在小竹椅上说要回来拿衣服，此后就好久好久没回来。为了治父亲于重罪，专案组四处搜集证据，派人查父亲社会历史和出身，结果政治清白，除了解放前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坐过牢外，没有任何污点；查出身查到五代，越査越赤贫。判刑不够条件，那就流放青海或内蒙吧，他们在征求家乡干部群众意见时遭到大家强烈反对，都不同意。后来只能安排去汤溪水库劳动改造了。1959 年由于劳动表现好，摘了帽，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的帽子仍然戴着，后来安排到饶平一中教副科。一学年后由于母亲被调到九村小学教书，父亲被调到九村小学的三中分校。在三中分校，教师学生包括群众都很尊敬他。三中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他去教唱歌排戏剧，这个小山村的宣传工作一时也红火起来。这样几年的安稳被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开始新丰公社革命委员会一位主管文教的副主任硬要把父亲作为文教战线的一条最大的鱼，为了抓父亲，他到处收集父亲的材料，当时文教战线的几位革委会领导（刘伟才，詹玉明，余飞腾）是父亲在四中时的学生，他们深知父亲的为人，在九村尤其是三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纪抚和群众出面担保，父亲这才很幸运的没被”揪”出来，不然就会被“群众专政”了。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三叔和中央党校二位教授去湖北董必武同志家乡收集资料和到江西南昌采访贺子珍同志顺路回老家，他们坐手扶拖拉机从九峰车站回到上饶，在区政府招待所三叔刚好和那个文革时革委会副主任同一房间，那一晚叔叔把父亲的经历告诉他，让他很尴尬和惭愧。
1969 年饶平教育局掀起学习“侯王运动”，即教师回原藉工作，这才结束了 9 年之久的九村生活。回到老家上饶公社，父亲被分配到康贝小学任教。1972 年全国又掀起了一个退职运动，让那些历次运动中有问题的人退职。公社文教办主任找父亲谈话，多次动员他写申请书要求退职，父亲气愤地在申请书写：“组织要我退休，我只能服从”，没有签字便交了。父亲一时失业在家做饭养猪，家里时常有宽伯，尼姑伯（永烈伯的大兄二兄）等人来家聊天文地理中外大事，后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清源安慰父亲说：“泰和哥别难过，他们不要你教书我们要你，你可去教民办。”于是父亲便在坝上小学上坪分校教了几年民办直至国家收回那批被退职的干部。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父亲错划“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平反，同时也被调到上饶中学任教。
七、 晚年逢盛世 ， 不需扬鞭自奋蹄
恢复高考后，教育局重新布局全县完中，把部分中学高中部裁撤，并调整师资，把一些教学理论扎实，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认真负责的教师集中到全县七所完中去。1979 父亲被调往饶平四中，次年母亲也从小学调到四中。四中是一个充满辛酸和自己倾洒过汗水和心血的地方，在这里父亲有过光荣和自豪，也有过委曲和难过。这地方己经二十多年没来过了，而这里的一草一木，每座教室楼和宿舍楼既陌生又熟悉，昔日的达德同学刘步升，詹焕光还有年轻时的老友丘允平，詹甘泉，刘陶天还有二中时的同事王世健又都在四中相聚而成为同事。一开始父亲还是普通教师教高二毕业班和补习班政治，父亲渊博的知识认真的教学获得高考好成绩，一下让全县各完中刮目相看。第二年父亲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主抓高考备考又获好成绩，高考上线人数每年稳居除重点中学二中外是其余五所普通完中总和，稳居全县第二。成为汕头市副点学校。第三年父亲任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1983 年他任正校长。这是他人生中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所学校第二次任校长。他整顿纪律和学风，使饶平四中整个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还上高中毕业和补习班的政治课，抓考点和时事重点，准确率让人感到神奇，政治科高考平均分居县各中学前茅。他在星期一下午周会课给全校学生作报告，全场鸦雀无声但掌声阵阵，同学们特喜欢他讲话，都说听张校长讲课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父亲爱生如子，尤其是对品学兼优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为一些学生交学费；他狠抓师德师风教育，每周一次的全校教师会议，他都引经据典，用古今中外教育家，思想家的名言教育老师。他的思维非常敏捷，他过目不忘，记忆力让同事们感到惊讶，他的口才非常好，从没写稿，讲话逻辑条理层次清淅，话语娓娓动听，而且有时还很幽默，让大家忍俊不禁。记得有一次一位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埋怨工作重工资低，他在大会上要年轻教师“风物长宜眼量”，虽然现在工资低点，但大家要相信随着以后国家经济发展，工资也会逐步提高，一二十年后你们的工资肯定要达到八千至一万的。现在不少教师仍记得的张校长这一似乎天方夜谭、引起全体教师哄然大笑的讲话是很有预见性的。
任职证书、立功证书
学校生源增多，教室宿舍十分紧张，几个教室临时改成的宿舍要睡四五十个学生。这样又必须建教室和宿舍了，当时很多包工头上门来，父亲还是老规矩---谈工作可以，但不会收带来的任何东西。父亲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有威信，又廉洁公正的老教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严格把关，由后勤部门用招标的形式去选承建者，要求造价要低，质量又要好。这样就是能拿到工程，承包人只能赚到工钱。记得有一次我在坝上家里，一辆手扶拖拉机开到家门，有二个人卸下一套普通木材做的木沙发椅往家里搬，我莫名其妙，来人说是送给我爸的，尽管我再三阻拦还是被搬进屋里，他们卸下东西开着拖拉机走了，后来父亲很生气，只能又雇辆拖拉机让人把木沙发椅送回去。
1984 年父亲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和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父亲还是县政协委员和饶平县第七届人大常委。1985 年父亲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本来县教育局和县人大的领导都要在县城分配套房给他的，但父亲考虑到县里和学校教师住房都很紧张便婉言谢绝，搬回老家去。
广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证书
八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父亲是一个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尽管在他被开除出党的那二十几年里，他仍称自己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这么大的委屈，他始终对共产党没有半句不满怨言，并对自己的信仰没有半点的动摇；他处处维护党的威信，尽管他当时在最低层，他容不得别人说对党不满的话，有时听到了一些牢骚怪话，他总是先向人解释，再据理力争，有时还脸红耳赤与人吵了起来。有一次就是在他被退职的那一年，有二个以前也被处理过的老同学来看望他，在聊天中一个同学说了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和对共产党不满的话，父亲便与他争论起来，弄得不欢而散。另一个老同学也说：“泰和 ， 你现在就一介平民，什么都不是了， 怎么 还在歌功颂德呀，我真不知道你想些什么?”父亲拍着桌子站起来说：“是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我有信仰，我有信仰!你们知道吗?”哲学家定义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信念，通常表现为对缺乏足够证据的，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的事物的固执信任 。 是的，信仰是一种力量。父亲是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暑假的傍晚，老师们都回家了，我们一家坐在九村小学的校门石门槛和小凳子上，父亲和母亲在低声唱着《国际歌》，唱《延安颂》，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种信仰!尽管“落难”到此地步，父母还常常教育我们兄弟仨要相信党，要听党的话，要跟共产党走！
拍摄于 1960 年（父亲、母亲、我和弟弟）
父亲是一个宅心仁厚，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他一生省吃俭用，对自己从不花钱，简直到了吝啬的地步，尽管他恢复职务常去县城、市里、省里开会都没为自己买身新衣服，但他对有困难的学生却很大方，常常给他们以资助，甚至交学费；他有个愿望，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奖学基金，他去世时积蓄了三万多元，我们按他的遗愿节约办丧事，“香仪”节约下来的二万多元，还有在汕头工作，他当时“向工农开门 ” 的学生詹德赐同志和他后来的那些在汕头工作的学生知道父亲有此心愿也募集了二万多元，这几笔款成立了“张泰和奖学金”，用来奖励坝上小学的优秀学生和饶平四中高考文理科前五名学生。后来我到饶平一中当校长，考虑到父母亲都在一中工作过，便和母亲和弟弟们商量决定，每年也奖励一中高考文理前前三名学生。
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原则性很强的人。他教育我兄弟仨：“要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办事，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他二任饶平四中校长，从不占公家便宜，当时父亲母亲住在木棉树下石岭旁的小平房，门口也摆着一只“风炉”，自己买菜做饭。那时经常有教育局领导到学校检查工作或教研室来学校进行教学调研，他从不作陪蹭饭，那些上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到学校一律在学校食堂吃饭，跟老师们一样一人一份，不过菜里只多几块猪肉。因此常常弄得也在食堂吃饭其他学校领导非常过意不去，向客人致歉。过去父亲烟抽得特別大，最艰难的时候烟瘾来了烟丝又抽完了，他就用干枯的树叶揉碎，撕一小片报纸卷着抽。一次在广州建设职业学院的党委书记许金招跟我说，当时他与父亲在上饶中学同住一间宿舍，父亲买“平和叶”烟丝用自制卷烟机卷烟，他和其他老师每天都要享用几支。后来又当校长时怕人送烟，毅然把烟戒掉。学校有一些基建项目，他都要求质量要好造价要低，他从没有收承建人送的仼何东西，有时承建人来家里坐带点水果之类的东西，也硬是要他带回去，有时还追出去把东西还给人家。当然有时一些老友会带点“等路”来，碍于面子不收不好，他会收下，但一定要回礼，按他的话这叫“礼尚往来”。父亲是一个非常豁达，乐观的人。他心胸很开阔，性格也开朗，总是抱着阳光，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他身处巨大的困难和处境时，往往也能从中找出一些值得自己高兴或籍慰的事物来。是的，父亲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他却很乐观地把所经受的苦难看成是人生的一种磨难，不经磨难怎知世事艰难 ? 他认为磨难也是人生中的另一种精彩。过去母亲经常会为父亲鸣冤叫屈，有时常常会念叨，说戏里有冤屈还有青天大老爷会给申冤，可现在有谁会给你洗冤平反呢？确实，把一个解放前就因反对国民党被抓去坐牢的政治犯说成解放前就反对共产党，是反党集团的头子，你不感到冤枉吗？父亲虽然心里很憋屈，但他会不时安慰母亲说，不管人家怎样看，我们扪心无愧就好。父亲还常常与其他人相比，说我们冤枉还留有着一条命，可别人也冤枉却命都没了，他会常常以此来安慰。
父亲始终坚信，总有“守得云开见月明，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时候；
父亲始终认为，总有一天组织会给他一个公道，还他的一个清白的!
2018 年 4 月 3 日于东莞景湖名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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