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一世情缘予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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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9点半，暨南大学文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詹伯慧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通常，这间办公室的灯要亮到深夜一两点才会熄灭。每天沉浸在汉语方言学的世界里，为成千上万个四处飘零的汉语方言词汇书写专业的解释，这样一件听起来艰难而又枯燥的事情，詹伯慧却已经坚持了63年。

　　从教63年来，著作近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培养出中国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詹家军”，研究成果辐射至日本、美国、新加坡、法国等地，詹伯慧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学大家。如今，他还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约四百万字的，堪称我国历年来最大型的方言及方言学大词典——《汉语方言学大词典》，85岁的他还在续写与汉语方言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情缘。

　　一个家庭说三种方言：结缘方言“似天注定”

　　詹伯慧也觉得，自己研究汉语方言，就像是上天注定的。

　　詹伯慧出生在潮州的一个大家庭，其父亲詹安泰是饶平县新丰镇人，讲饶平客家话；母亲柯娥仙则是一位讲纯正潮汕话的枫溪人。

　　1938年，日军入侵，战火纷飞，潮州城动荡不安。七岁的詹伯慧跟随家人搬迁回老家饶平县避难，一个潮汕话和客家话都有的“双语区”。七岁前，詹伯慧一直跟着母亲讲潮汕话，到了饶平以后，他的客家话也开始越来越流利，“双语生活”逐渐变得顺理成章。等定居广州，女儿出生后，他们父女交流则是粤语。

　　以地域大致划分的全国八大方言中，詹家就占了三个，“我在家充当我父母和女儿语言沟通的‘枢纽’，所以我对这三种语言‘手到擒来’。 ”詹伯慧笑言，丰富多彩的语言环境培养了他区分辨析各地方言的能力。

　　与此同时，结缘方言也让他具有浓厚的家园情怀和历史使命感。一直以来，詹伯慧呼吁社会要正确对待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他也很关注各地方言在地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方言独特的历史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将继续显现，研究方言还和推广普通话两者并不相悖，我都将尽心尽力做好。”詹伯慧说。

　　“我在家充当我父母和女儿语言沟通的‘枢纽’，所以我对这三种语言‘手到擒来’。 ”

　　詹伯慧笑言，丰富多彩的语言环境培养了他区分辨析各地方言的能力。

　　“我很庆幸自己去了北大，我们班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有，全国各地的方言都聚齐了，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到哪里的方言，就会叫哪个地方的学生站起来给大家做示范。我在那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汉语方言。”

　　“现在生活好了，物质上什么都不缺，我每天唯一感到最欠缺、最遗憾的，就是时间不够。我不奢求更多，只希望能够活到90岁，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把手中大的项目完成。”

　　“人的年龄不能自己定，但是心态可以自己定。我85岁向58岁的心态看齐。现在都在谈匠人精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像个工匠一样去干活，将自己的知识付诸实践，在我看来就是匠人精神。”

　　詹伯慧：“我们要少做语言警察，多做语言导游。”

　　詹伯慧说：“我的教龄63年，车龄已经70年了。”这车，指的是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每天早上，他都会骑自行车上班，在古老的暨大校园中穿梭。

　　“这是我来暨大以后的第十四辆座驾。”詹伯慧拍拍坐垫笑着说。自行车从中学时期走进詹伯慧的生活开始，自此再也没有离开，陪伴他经历了人生许多重要的阶段。

　　上世纪50年代，他刚到武汉工作的时候，物资匮乏。每个周末，他都会带着一箱蜂窝煤，骑着自行车，给住在二十公里外的妻儿送去。那段时光，贫苦而令人难忘。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詹伯慧也没有抛弃他的爱车。他说他最爱的三大运动就是爬楼梯、跑步和骑自行车。

　　詹伯慧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除了自行车，还有电脑和一个蓝色的背包。

　　每天来到办公室，坐定案前，他都会先打开电脑，然后有条不紊地从包里拿出来资料、放大镜、U盘和一个装着多种保健药的小药盒。

　　詹伯慧的电脑文件夹整理得有条不紊。因为眼睛老花得厉害，他看资料要依靠一把放大镜，缓慢地挨个搜索。“现在记东西都不用笔，材料都在我的U盘里，如果U盘丢了，我肯定是要哭的。”

从1998年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开始，詹老师就学会了使用电脑。不过十几年来，他也只用电脑做三件事：写稿、收发Email、看新闻。

　　詹伯慧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探索范围却紧扣着时代的步伐。

　　“我从网上看到一些网络用语，也会去留意。新的东西出来，即便理解不了，我们也不应该去抗拒。语言是发展的，语言适应了科技的进步，我们应该正确对待网络语言。”

　　他提及“粉丝”这个词，从语言学界的不承认，到慢慢地就变成了两个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是不能吃的。”他笑言。

　　“我们要少做语言警察，多做语言导游。”詹伯慧说。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