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深圳的闪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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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深圳的闪亮名片

——客家文化可为深圳公共空间的文化凝聚作更大贡献                 

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詹泉洲

城市不仅仅是形象，而是每天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的生活。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兼顾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因为舒适的居住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与具有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完美结合所创造出的公共空间景观，不仅能够使人身心得到放松，而且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提升城市形象。商业文化中心、博物馆、交通枢纽、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以及体育场地等，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现着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反映了城市的精神气质。专家指出，缺乏公共空间的城市是不具备持续发展力的。

深圳市在规划其城市公共空间时，吸取了历史名城的成功规划理念。深圳市在其总体规划中提出：“美丽的海滨旅游城市、高品位的文化和生态城市。重点落实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协调、 市域生态绿地控制和保护、公园体系建立、绿化和绿化管理等4个方面的目标与对策，进一步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 “一个具有亚热带滨海特色的现代历史文化名城”。

可以说，深圳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是成功的。伴随着城市公共空间的硬件建设，城市的文化精神也在逐渐形成。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创业者，带来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形成了这个城市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

但是，深圳在其外部形象上，还是被当作昔日的小渔村的形象来被强化的（但深圳的前身是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东官郡首府所在地）。而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对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忽视以及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的割断。其实也是不利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精神凝聚的。同时，深圳人缺少家园意识，显然也不利于“幸福城市”的建设。

余秋雨提出，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 “文化强市”，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目前，深圳已经成为有着12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我们的城市对新移民文化比较关注，而对生活着400多万的客家人的深圳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建设，则严重滞后。它的最大后果，就是造成这个城市文脉的中断、人际交往之间纽带的松弛和城市精神的缺失，就象一个骨骼巨大的巨人，缺少更为丰润的血脉的沟连。

本人认为，应该高度重视作为这座城市底色的客家传统文化对深圳的城市精神的凝聚作用，它有利于深圳城市文化精神的塑造。换言之，客家传统围屋文化可以为深圳公共空间的文化凝聚作出更大的贡献。客家文化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更应该成为深圳的闪亮名片。

一、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文化的熔炉。

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有着2000多年的居住史。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中原汉族在历次南迁的过程中，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的地区。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是客家文化的熔炉，是客家文化的大家。

（一）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客家文化的秦汉渊源：秦开五岭奠定了客家（夏家、客赣）民系的基础与五岭、武夷山地区成客家孕育的摇篮。

1、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南方“百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粤)”，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是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而发布的，春秋时期的越国即是在于越的基础上建立的，越国后来为楚国所灭，楚后为秦所灭；瓯越即东越，它以今浙江温州为中心；闽越是以今福建福州为中心；南越与西瓯，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之地。在岭南广大地区的是属南越。岭南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的交往。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中，有许多石戈、石矛、石剑是仿效中原青铜兵器的样式，陶器的花纹有云雷纹、夔纹、乳钉纹，形制与纹饰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与中原的有密切关系。（参见冯秀珍《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2、秦开五岭成就了客家先民

邬观林在《关于客家的起源与形成》中指出，秦朝之前不存在中原人向岭南移居的问题，只有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南北交往大门正式打开，才使北方人有条件迁入岭南。“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毛泽东语)，秦始皇平定、治理岭南时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北方人向岭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这批人来到岭南之后不久，中原地区即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义，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为防岭南地区出现动乱，拥兵关隘，封闭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王。南越国存在近百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朝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只能滞留在岭南地区安居生息。到汉武帝时，南越国归并汉朝，这些人留下的子孙也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名符其实地成为作客他乡之人。所以，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时期，当时所留下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我赞同邬观林的观点。

秦在统一中原六国之后，挥兵南下，辟大庾岭，凿灵渠运河（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督率士兵、民夫开凿灵渠，经过五年努力，至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粮道已通，秦军终于取得了胜利，统一了岭南，建桂林、南海、象、闽四郡（饶平地域属南海郡）。并以50万大军分驻五岭。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所谓五岭，史书记载互有出入，综合《广州记》、《南康记》、《舆：地志》、《水经注》诸家所说，五岭的具体位置是：大庾岭，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县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都庞岭，在今湖南省兰山县南和广东省连县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广西灌阳和湖南江永之间的都庞岭。秦时的湟溪关即在此岭之上，亦为由湖入粤之道。骑田岭，在今湖南郴县和宣章县之间，为湘粤通道，秦时的阳山关即在此岭之上。萌渚岭，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贺县、钟山二县之北，为由湘入桂之道。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之北，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这里还有兴安县严关和秦城遗址。可见，五岭的位置都在南岭山脉一线之上，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史书单举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这与秦军的进军路线有关。”(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故又称“五岭”。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顾祖禹《读史书舆纪要》是清代极有权威的历史地理专著。顾氏据实分析，指出“五岭者，谓入岭之途五路也。自福建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州入静江，五也。”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对五岭做了明确说明：“自秦也有五岭之说，人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州）入广东之循（龙川）、梅（州）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大餘）逾大庾（岭）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州）入连（连县）三也；自道（县）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广西全州）入静江（桂林）五也。”长期以来，是天然屏障，五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被北人称为“蛮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五岭地区才得到较快开发。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利用五岭作为划分行政区界的地物标志，所以五岭也是诸省区的边缘。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称作岭南，主要是指广东、广西地区。五岭地区现在成为现在分布广泛的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先民的开基创业，发源自秦朝秦始皇时期对南方的用兵。

综合《广州记》、《南康记》、《舆：地志》、《水经注》诸家所说，五岭的具体位置是：大庾岭，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庾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县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都庞岭，在今湖南省兰山县南和广东省连县之北，而不是今日位于广西灌阳和湖南江永之间的都庞岭。秦时的湟溪关即在此岭之上，亦为由湖入粤之道。骑田岭，在今湖南郴县和宣章县之间，为湘粤通道，秦时的阳山关即在此岭之上。萌渚岭，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贺县、钟山二县之北，为由湘入桂之道。越城岭，在今广西兴安县之北，为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这里还有兴安县严关和秦城遗址。可见，五岭的位置都在南岭山脉一线之上，南岭山脉起自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史书单举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这与秦军的进军路线有关。"(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故又称“五岭”。地处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长期以来，是天然屏障，五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被北人称为“蛮夷之地”。自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五岭地区才得到较快开发。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利用五岭作为划分行政区界的地物标志，所以五岭也是诸省区的边缘。五岭山脉以南的地区称作岭南，主要是指广东、广西地区。五岭地区现在成为现在分布广泛的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先民的开基创业，发源自秦朝秦始皇时期对南方的用兵。

不少专家、学者也赞成秦始皇开发岭南成就了客家先民。如黄麟书先生在《客家南迁之始问题》一文中说：“窃考屠睢50万戍卒多发自赵，客家始自屠睢等50万开发岭南之人，五岭适与客家聚居于赣、闽、湘、粤、桂边各县相吻合。故客家祖先多系赵人，其南迁始于秦始皇时。” 赖雨桐在《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与赵佗建龙川县》一文中说：先秦时，赵、魏两国均说同一方言[《史记·尉佗列传》，转引自邱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1997年，中国华侨出版社，第72页。]先秦“赵国”（约相当于今之河北）、“魏国”（约相当于今之山西）的辖境为中原的中心地带。就地缘关系分析，现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岭南各省的边缘地带，如赣闽边、赣粤边、闽粤边、湘桂边；这些地方多为秦始皇数十万南戍五岭兵丁和数十万谪徙民足迹所涉、散驻、和屯垦的地方。秦始皇开发岭南之前，越族是为该地的主要原住民（尤其在平原），越族是水上民族，擅长与水打交道，而来自中原的汉人则擅长与山打交道，而边缘地带的山区是南越族较难涉足的空白地带（只有少数的畲族与瑶族），因此，秦始皇派往岭南的军民在此繁衍生息较为安全，不至于受到南越族人的骚扰，这就给客家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冯秀珍：《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客家话有古代汉语活化石的称谓，这称谓与这一次迁徙息息相关。因为，按照罗香林客家迁徙五徙说，两晋时北方汉民南下在江淮一带滞留数百年，那样，语言早已变迁。唯有一次到位的官方移民，才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中原音韵。语言学家考证，客家方言最接近中原古音韵，它所保存的部份古语和古音为其他方言所不具。清代嘉应州人杨恭恒在《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一文中说：“……考语言之特别多合中原之音韵，尤确而有征，试即客话之合于汉语古音者考之。‘唐逮’二字本诸汉语，出于说文（客族妇孺，最惯说此口音，外境人往往讪笑，一若‘唐逮’，为客人独有之士谈，殊不知此客语最古，最雅者，独不解外人岂之，惟客人乃能存汉语也”。此外，温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篇、章炳鳞《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黄刽《石窟一征》、罗霭其《客方言》及林达朱泉《客说》等文，都力证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古音的渊源关系。他们的著述在明确客家话为古汉语派生的同时，从侧面论证了客家人来源于中原。而这样的来自中原并保留中原音韵的迁徙就是秦开五岭。（冯秀珍：《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秦朝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开国皇帝为始皇帝嬴政。客家人中，不少人的先祖居地，公元前三世纪，曾居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到了秦朝（纪元前249至209）被迫迁于河南、安微（见王力《汉语音韵学》“参考资料”引）等地。从客家人的先祖居地看来，多为王畿所在，中原冠冕之居，乃中华语源的正宗，客话则为语言正宗的支派，故客方言仍保存大量古代汉语而不少变。

3、秦汉时期五岭地区的重兵布防使客家民系初步形成雏形

赵佗时期，在五岭地区布设重兵，以作为防守之用。城市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甚大，同时城市也是军事据点，具有防守功能。故秦末赵佗在主要交通线上筑了几座城，以加强岭南防御力量，包括乐昌“赵佗城”、“仁化城”、英德、清远“万人城”等。但赵佗所筑城中，最早的应是龙川佗城。这些地区，正是客家先民早期的生息繁衍之地。

秦二世末年（前207）赵佗在溱水（北江）与洭水（即连江）汇合处设洭浦关，在浈阳峡筑万人城以图固守。据清康熙、乾隆和民国等版本的《清远县志》载，清远秦为冽江县。称冽江县秦时全辖北江一带，大约东北至大庾岭与九江郡之南野县为界，西北至骑田岭与长沙郡之湘南县分界。但查康熙以前的旧志、史记、汉书、《元和郡县志》及今清远市境各县的旧志，目前尚未发现有秦置冽江县的记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今天的韶关、清远地区，是赵佗部署重兵的地方，成为中原汉人的重要聚集军事区。在连州地区，赵佗布设了重兵，驻扎在这里的秦军将士，一部分成了客家先民。

根据葛剑雄的论述和有关历史资料证明，当时，汉朝军队在征服南越国之后，为了加强对南越国故地以及闽越国故地的控制，汉朝仍然把重兵布设在秦朝南越国时期的五岭地区，以控制南越、闽越等地。而派往广州、福州等地的朝廷命官，则继续采用和揖百越的政策，促进汉族和越族的和睦共处。五岭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屯兵，他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共同的心理文化，一个民系的雏形产生了，那就是客家民系——但那个时候没有客家民系这个称呼。而客家民系的形成，一开始就因为军事戌边的原因，而使得客家话成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成为中华民族弭足珍贵的古代汉语的真正宝藏。

2010年8月30号，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学术部主任冯秀珍在广东接受广东电视台海外中心专访，为12集长篇纪录片《客家》讲述“客家妇女”“客家迁徙”两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冯秀珍认为，客家是一个特殊的族群——迁徙中形成的汉族支系，所以，客家民系的形成应与迁徙密切相关，而不能仅仅借助于民族形成的定义项来界定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选项：人口、地域、迁徙特点等，尤其是最后一个选项。而这，过去一直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忽略。由此出发，客家民系的形成应该重新审视而界定。她认为：客家民系初步形成是在秦汉时期（从客家迁徙六徙说出发，客家第一次迁徙为秦汉时期、尤其是秦开五岭为此期主体，此第一次迁徙尤为重要，因为，有这一次官方行为的一次到位的迁徙，才能解释形容客家的三句经典：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客家传承了古老的汉族文化）、进步完善是在晋唐五代、迄宋代已经完全形成（因为，考察闽粤赣客家聚居地几个大县，截止南宋末年，就没有多少姓氏迁入）。她认为，此说较之于前期她本人关于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元末明初）的论述更为准确。

4、汉朝开始：深莞惠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汉朝开始，今天的惠州、东莞、深圳地区的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古代的深圳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深圳产盐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58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制盐遗址。在汉代，由于国家国力强盛，惠州、深圳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到宋、元、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产盐业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如盐田、盐田墟、盐田湾、盐田坳、盐田径、盐村、盐灶等，从而印证了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制盐业盛极一时（盐田，就是产盐的地方）。宋开宝四年（971），设官富盐场（在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北宋时东莞县（含今宝安县）境内设有四个盐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据考证：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等地，东自沙头角以至九龙湾沿岸各地，皆为产盐区。据香港学者萧国健考证，九龙、新界这一带地区产的海盐都由大鹏湾经梧桐山而运止广州。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顾盐民的政策，收购海盐每石55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此后宋代盐价不断攀升。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戏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政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痛苦。北宋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经常激起了盐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远走他乡，而更多的是肩负生活的沉重，艰难地生存。盐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深圳地区的人民靠海为生，因此，盐业也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业。清初，朝廷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八年（1669），朝廷下令复界。复界后相当长时间，当地演唱的生产与销售仍未走上正轨。而江西、南赣两府转食淮盐，使深圳地区的盐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清乾隆五十四年，随着盐场被裁撤，深圳地区的盐业生产走向了衰落。

汉代深港地区是个重要的产盐区域。据《汉书·地理志》载：“番禺，尉佗都，有盐官” （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南海郡条》)。史书记载的番禺盐官，据考证设于今深圳的南头，与粤西的苍梧郡高要盐官遥遥相对，有“东官”之称。三国吴甘露二年（266）仍承汉盐官之制置司盐都尉，筑“芜城”为司盐都尉垒〔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番禺下有宝安城，本东官盐场，吴甘露二年，置司盐都尉于此。”又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东官郡故城，晋义熙中置，以宝安县属焉，多蚶蛎、石蛤、海目、香螺、龟。《郡国志》云，东官郡有芜城，即吴时司盐都尉垒。”〕。近时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三国吴时简册，亦记载吴国领地属下有“东官”之地名〔饶宗颐：《香港考古话由来》，《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22日〕。因此，西汉盐官之设是深圳最早设官之始。深圳是最早开发的客家地区之一。

（二）深圳、惠州等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客家文化的东晋渊源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客家先民纷纷向南迁徙，形成了客家先民的一个南迁高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中原汉民大量迁入闽、赣、粤地区，于是，广东粤中、粤西有了东官郡，而东官郡是专门用来安置北方来的汉人的行政机构。粤东的义招县（今大埔），就是当时的“流人营”，后来由于北方汉人不断涌入，晋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东部置义安郡，辖绥安、海宁、海阳、潮阳、义招5县。这个时期，来自中原的客家先民大量迁入广东中部、东部和北部。

据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客家来源考略称：吾邑自晋置义招安置流民，中州民众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诸臣从行在播荡闽、粤间，椒聊于以蕃衍，变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复故物，人才辈出，始为国人所注目。洎乎清代，蔚然为岭南人物之翘楚，此诚我祖宗筚路蓝缕，坚忍奋斗，贻我子孙之光荣。吾人受此荫庇，宜如何发挥光大，以免数典忘祖之讥哉。虽然，吾邑各族其肇基始祖十九为宋代人物。宋以前，盖无闻焉。不独吾埔，即徵之全省莫不皆然。岂古人物渐归淘汰耶，抑年代久远，湮没不可考耶？志氏族，先考来源，次分姓叙，其播迁之迹，传世之数，与现在人口，俾阅者思所以承先而启后焉。其间，或称几代，或称几世。称世者，各族昭穆之定序；称代者，则播迁后迄于现在。先至为主，后至为客。客也者，土著对新来民族之称谓也。考《旧志》谓：埔属民族，全数为操客语之客族。推原其始，盖由中州而来，故至今语音尚近中州。唯流转数千里，经过各省淹留时日，自不免混杂多少各省方言。故或效南腔或仍北调，此亦势所必至。考客族之搬迁，据最近美国耶鲁大学亨丁顿所著《种族的品性》书内有关于我客族论，列谓为先后三次：第一次在第四世纪；第二次在第九世纪；第三次在第十三世纪。第一次为五胡乱华之时；第二次为唐光启间；第三次即宋亡元继之候也。原书叙述甚详，足为有力之证据。钟用秋著有《粵省民族考》，邹海滨著有《汉族客福史》，亦足为参考资料。南迁之第一次，因晋代北方已遭胡患，又生饥馑，人民流离者极多。而南方气候温暖，农植较易，故特置义招一县，以为安置。其故城，在吾邑之湖寮乡。此为初来时最显著之事实。但其遗传氏族，至今已无存在，殊可惜耳。其次，唐僖宗朝因黄巢乱事，河南民氏族随军而来者虽多，而年代已远，文献又不足微，今各姓族谱虽有一二叙及唐代祖宗者，终不若宋代，播迁之祖各族均保有坟墓，而世系亦历历可考，转徙之迹,历世不忘。族谱记载尤极翔实。然则，现今之埔民虽断为皆宋代所迁，未为过也。夫中州南下，道经吴楚，或入于赣、或入于闽之汀州，或由湘南、赣南而下者为客族。由闽之漳泉各属陆路，经诏安或采海路由厦门而至者为福老。……吾埔各姓询所自来，十九称宁化，或称长汀、上杭、永定、武平等县，总之不离乎汀州八属范围。今其坟墓在闽在埔皆彰彰可考。西晋末年，民族矛盾加深，而又发生“八王之乱”，国力迅速衰弱。到了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残暴，人民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而起，匈奴、羯、氐、羌、鲜卑“五胡”趁晋室内乱，据地为王，相互血腥厮杀，争夺地盘，使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匈奴人刘聪杀了晋帝，迫使晋王室南迁，建都建康，是为东晋。西晋“永嘉之乱”及其后的“五胡乱华”，这长达一百多年的中原伐战，使“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是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原人民南迁。据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载，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初，北方的流亡者大约3万户。“据官方文献记载，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人”。“据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着渡江者百家”。（《观我生赋·自注》）流寓于巴蜀和长江中下游的着籍人口高达70多万，其中今江苏约26万，安徽17万，湖北6万，其余则散于江西、湖南、四川及其他地区，若加上未着籍和依附于大姓大户者则更难以计数。以上记述足以说明移民迁出地域很广，迁入地域也很广，但最主要的迁入区应该是汉水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沿岸。同时，“先头部队”有的直插赣南，进入粤北、粤中、粤东北，有的进入广西,有的跨越武夷山脉进入闽西。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汉人南迁，也就是被称为客家先民的一次大规模南迁，极大地拓展了汉民族传统的分布格局。民国《大埔县志》引《澳地纪胜》文载：“潮州古迹义招县下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招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立为县。'”又《方舆纪要》载：“义招废县治在今县南之湖寮村。”义招是大埔的古县名，流人营中的流人即南迁的中原人。民国《大埔县志·人群志》说：“特置义招一县以为安置，其故城在吾邑之湖寮乡，此为初来时最显著之事实。”(参见章明《大埔客家源流浅述》）。

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国学大师、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的章太炎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以上可以说明粤东、粤中地区是客家先民的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1、广东惠阳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立三个郡：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凭祥市）。秦始皇在南海郡下设了四个县：龙川县、博罗县、番禺县、四会县。东官郡范围主要源于秦龙川县、博罗县。龙川县为南海第一大县，其政治地位为四县之最要，东境设置了揭阳戍（在今丰顺县），西境设置了横浦戍（在今南雄县），以推行“和辑汉越”的政策。至秦末，诸侯纷纷叛秦，公元前204年，新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防北方动乱波及岭南，于是割据岭南三郡，自立为王，国号南越。　　西汉建立以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西汉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南越国的管辖权，封名织者为南武侯，在南越国境内建立小诸侯国名南海，其国境在秦龙川县东境，相当于揭阳戍管辖的范围。南海国却因联合闽越与西汉政府对抗，而被南越国收复，南越国更因胜战，将国都以南武侯之名号定名“南武城”，即今广州市。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闽越王郢出兵攻南越，南越请求内附。南越平定后，建为汉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又增设了两个县揭阳县、中宿县。东汉建安六年（201年）划番禺、博罗两县地置增城县。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析南海郡东部置东官郡，最初郡治设在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处。咸和六年（331）年，原揭阳县拆为海阳县、潮阳县、海宁县（今惠来县）、绥安县（今云霄县）等四个县；同年，从博罗县析出宝安县、海丰县、安怀县（今东莞市）；从龙川县析出兴宁县。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东官郡东部析出设义安郡，治所在海阳县（今潮州、饶平地区），增设义招县（今梅州市）。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析义招县置程乡县，析龙川县置河源县、新丰县，析海丰县（此时属怀安县）置陆安县（今陆丰市，湖东镇以东属海宁县）。南朝梁天监二年（503）东官郡东部再次析出设梁化郡，治所在今梁化镇境内，辖欣乐县（今惠阳区）、怀安县（在今惠东县）、龙川县、兴宁县、河源县、新丰县、陆安县。这时东官郡管辖的范围已经大大缩水了，它包括：增城县、宝安县、酉平县（今珠海市）、安怀县（今东莞市）、博罗县等五县。

隋开皇十年（590年）合并梁化郡、义安郡、始兴郡（今韶关市）、东官郡置循州，治所在归善县（今惠州市惠城区）。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始兴郡改设韶州、义安郡改设潮州、东官郡划归广州，仅保留原梁化郡地为循州。至此，东官郡便消失于历史之中，在这之后原属东官郡的增城、东莞、深圳与继承东官郡主要地域的惠州府，一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隋大业三年（605年）更名龙川郡，唐武德五年（622年）复名循州。唐武德五年，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遂被唐朝政府封为循州总管。循州总管初辖循、潮、韶三州，贞观元年（627年）省循州总管入广州总管府管辖。广州总管府为唐岭南五管之一，又是唐岭南经略史驻地。杨世略，属于粤东土著民族俚族，出生在义安郡海阳县蓝田隘的飞泉径；历南陈祯明、隋朝至唐，卒于垂拱年间。在任其间，他促进了潮州、循州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进一步融合。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命主持开凿梅关古道，随后大批中原汉族南迁，广东省内客家民系不断壮大。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为谏迎佛骨，激怒了宪宗皇帝，被贬到潮州任刺史。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海丰郡，乾元元年（758年）复名循州。南汉乾亨元年（917年）移治龙川县，归善县改为祯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循州并入惠州府。清代原东官郡地域由惠潮嘉道管辖（除增城、东莞、深圳）。1956年，广东省行政区域调整，设立惠阳专区，专署驻惠阳县，下辖13县：惠阳县（惠州镇）、博罗县（博城镇）、河源县（县城镇）、连平县（元善镇）、和平县（县城镇）、龙川县（老隆镇）、紫金县（紫城镇）、海丰县（海城镇）、陆丰县（东海镇）、宝安县（深圳）、东莞县（莞城镇）、增城县（附城镇）、龙门县（龙城镇）。这时的惠阳专区，似乎是回复了原东官郡地域的核心部分。1963年，惠阳专区调整为11县，包括：惠阳县（惠州镇）、博罗县（博城镇）、河源县（附城镇）、连平县（元善镇）、和平县（阳明镇）、龙川县（老隆镇）、紫金县（紫城镇）、宝安县（深圳镇）、东莞县（莞城镇）、增城县（附城镇）、龙门县（龙城镇）。1979年，原宝安县建为深圳经济特区，划出惠阳地区。

2、东官郡郡治的变迁

东官郡的最初郡治在宝安。据清光绪《惠州府志．沿革》记载，惠州“秦为南海郡地，汉为南海郡博罗县，东晋分属东官郡。南齐移东官郡治怀安，梁改置梁化郡，隋平陈郡废，置循州总管府。”对于南齐移东官郡治怀安之前，东官郡治具体在今什么地方？何时被废？史书和方志都没有明确记载。加上东官郡在东吴和东晋曾二度设置，随后郡县置废频繁，更使后人提起东官郡，就感到一片朦胧。

（1）晋设东官郡郡治长时间设今深圳市南山南头

公元317年晋室南迁，政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岭南移民增多，而南海郡范围广袤，难以管理，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一分为二，划出南海郡的东部和南部，设立“东官郡”，郡治就在南山的南头城，于旧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郡城，原司盐都尉何志转职为第一任东官郡太守。东官郡管辖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六县。宝安县是从原番禺县分出来的，包括了今天的香港、深圳市、东莞市、番禺县南部、中山市、珠海市及澳门等地区。宝安县是东官郡首县，县治也设在南头城。郡、县治同在一城，南头由原来的岭南盐政中心之一转为东官郡的行政管理中心，这是深圳城市历史的开端。关于宝安县县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据《广州府志》记载，“宝山在城北八十里，宝安县以此为名”。这座宝山位于今东莞市境内，景色秀美，山上有龙潭，山下有两个石瓮，龙潭飞流直下百尺，注入石瓮，响声如雷，这就是东莞八景之一的“宝山石瓮出芙蓉”。此山的宝，其实是银矿，古代曾在此设炼银场，挖山取宝，得宝而安，故将新县取名“宝安”。《新安县志》则说是因为这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彰焉，故郡名以宝安”，这儿的“珍宝”，主要是指珍珠。还有一说，是因为这一带产盐，盐是宝，此间人无盐不活，有盐则安，故名“宝安”。

南朝梁武帝把东官郡改名为东莞郡，据说是因为当地出产的织席用的莞草有名的缘故。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朝廷撤消东莞郡，将其并入南海郡，结束了设置历时259年之久的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广州府南海郡管辖，县治仍在南头城。

（2）宝安废郡治入东莞县

宝安废入东莞县。据东莞《历史沿革～大事摘要》载：“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同时置宝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更名东莞，故东莞立县自咸和六年始”。

（3）宝安废郡治入增城县

宝安废入增城县。对于《惠州府志》记述：“南齐移东官郡治于怀安”之前，东官郡治在何处？历代史书有关如下记载：①据增城《历史沿革》载：“梁、陈两朝，移东官郡治于增城。” ②南朝沈约《宋书·州郡志》记载，东官郡治在“故司监都尉，成帝立为郡。”③唐长孙无忌《隋书·地理志》曰：“增城。旧置东官郡，平陈废，有罗浮山。”④唐杜佑《通典·州郡》曰：“增城。汉番禺县地，吴置东官郡于此，有增江。”⑤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志》曰：“增城，后汉番禺县地，吴於县置东官郡，有增江。” 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分番禺县地置增城县后，宝安、东莞建县前的地域东北属博罗县，西南（包括今南头）属增城县。 “吴於县置东官郡”，郡治在今宝安县南头（当时地属增城）。所以说，东官郡治其实仍在原宝安县（今南头），只不过因为当时宝安县部分划归新设立的增城县，而记为增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又分增城县地置宝安县。

（4）迁治惠东梁化镇

迁治惠东梁化镇。至宋末，东官郡领宝安、安怀（今东莞市）、兴宁、海丰、海安、欣乐（今惠城区及惠阳区）六县。而宝安县地处东官郡地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所以进入南齐，又将郡治东移的怀安（今惠东县境内）。对于南齐东官郡治东移怀安后，其具体地点位置又在那里？从下面几则记述可窥大慨：一是南朝《宋书．州郡志》记述：“去州水三百七十”。也就是说，东官郡治去广州水路三百七十里。二是《惠州府志．沿革表》记载，南齐分怀安县地置陆安县，陆安县即今陆丰市（包括今海丰县部份地区）。三是《隋书．地理志》记述：“归善县有归化山、怀安山。”据《惠州志．山川》记述，归化山在梁化；怀安山又名鼓角山，在今惠城区以东约七十里的永湖至平山之间，山下有上、下怀水（又称淮水，今西枝江）北流入东江。

3、东官郡为南迁岭南的中原百姓的最重要的聚居地

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阶级、民族矛盾的尖锐，引起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动乱。这场动乱起于惠帝永康元年（300）爆发的“八王之乱”，继之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不仅使西晋王朝在动乱中走向灭亡，而且还使“公私磬乏，所在寇乱，州郡坽贰，上下崩离”（《晋书•东海王越传》），“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晋书•虞预传》）。当此之时，由于中原地处战乱中心，所受破坏又是全国最严重的。如永宁元年（301）三月，齐王冏纠合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顒起兵讨伐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晋书•五行志》），其主要战场阳翟（今河南禹州，以下不注省者皆在今河南）、黄桥（今淇县西）都在中原地区。其后张方两次入洛阳，“杀伤满于衢巷”（《晋书•张方传》），“死者万计”（《晋书•惠帝纪》），“大掠洛中官私奴卑万余人，而西还长安”（《晋书•张方传》）。此前不久，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数次交锋，“斩获六七万人” （《晋书•长沙王乂传》）。至永嘉中，刘渊、王弥、石勒率兵大掠中原地区，“贼害百姓，流血成泥”（《晋书•五行志》）。仅在永嘉三年（309）的延津之战中，一次就“沉男女三万于河”（《通鉴》卷87）。同年十一月，石勒屠黎阳（今浚县西北），次年二月攻陷白马（滑县东），坑杀男女三千余口。不久陷武德（今武陟东南），又“坑降卒万余” （《晋书•石勒载记》）。又次年四月，在苦县宁平城（今郸城东）遇东海王越及晋王公百官，以胡骑围而射之，“三公以下死者十余万人”（《晋书•惠帝纪》）。六月，与刘曜等人进攻洛阳，沿途与王师十二战，死者三万余人（《晋书•刘聪载记》）。入洛后纵兵大掠，焚烧宫殿，城府荡尽，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及引兵去，又放火烧毁洛阳皇宫。战争的破坏引起空前的粮荒。早在太安二年（303）张方入洛时，洛阳城中米石万钱，甚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次年，惠帝亲征成都王，饥馑无以为食，从官仅能进奉秋桃充饥。其后自邺（今河北临漳南）还洛，也仅得粗米饭为食。至永嘉四年（310），洛阳再度出现粮荒，皇宫内死亡相继，尸骨交横。皇帝及百官如此，天下百姓的境况可以想见。故《晋中兴书》描绘晋末丧乱时的情况时说，是时“百姓饥馑，野无生草，时或掘鼠捕燕而食之”。不仅如此，与战乱、饥馑相伴的还有接连不断的天灾，自惠帝至愍帝十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以永宁二年（302）为例，这年七月，豫州（辖区相当于今京广线以东、陇海线以南的河南省）、南阳发生水灾，襄城、河南（治洛阳）二郡发生雹灾。十月，义阳（今信阳）、南阳发生水灾，淹没庄稼。十二月，襄城、河南二郡风、雹灾，“折木伤稼”（《晋书•五行志》），而整个中原地区又发生地震。再如永嘉四年（310）四月，中原发生大水，五月地震，六月大蝗，草木、牛马皆被食尽。入冬后又发生旱灾，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上述这些天灾与人祸相交织，破坏了当时的经济，同时也威胁着中原居民的生命安全。永嘉元年（307），刘琨自洛阳赴并州刺史任，在途中上书朝廷，描述沿途所见情况时说：“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达遇掠，开目睹寇。”（《晋书•刘琨传》）刘琨这里说的是中原西北与并州交界一带的情况，至于中原腹地，所受灾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八王之乱时，中源是八王的主要战场，百姓因战乱而死者难以计数。接着发生的永嘉之乱，中原又是“五胡”争夺的中心，“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泥”（《晋书•五行志》）。故《晋书•食货志》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同书《慕容皝载记》亦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当时人虞预更说：“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此者也。”（《晋书•虞预传》）。[参见：王大良《从晋末丧乱看客家先民的南迁》]

西晋末年丧乱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大浩劫，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未能免于灾难，其中尤以中原官僚士族阶层所遭受的打击最为深重。如南阳韩氏，即魏司徒韩暨家族，遭八王之乱，一门七人“并为赵王伦所诛”，从此“韩氏遂灭”（《三国志•韩暨传》注）。又如陈郡何氏，晋太尉何曾之后，传历三世，一门二公，贵盛无比，但至“永嘉末，何氏灭亡无遗焉”（《晋书•何曾传》）。汝南和氏，晋光禄和峤之后，“家产丰富，拟于王者”，但“洛阳倾没，奔于苟唏，疾卒”，从此和氏衰落不显（《晋书•和峤传》）。此外，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士大夫及其家族也都因战乱而遭受灭顶之灾。如荥阳潘尼，名士潘岳之子，“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晋书•潘尼传》）。尼从子滔，“有文学才识，永嘉末为河南尹，遇害”（《世说•识鉴》第七）。又如汝南应绍，魏侍中应琚孙，“永嘉中至黄门郎，为东海王越所害”（《晋书•应贞传》）。颍川庾阐，安北长史庾后，“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在项城。永嘉末，为石勒所陷，阐母亦没。”（《晋书•庾阐传》）庾珉，汉征士庾乘之后，“怀帝之没刘元海也，珉从在平阳，……元海因图弑逆，珉等并遇害”。珉弟顗，“石勒之乱，与（王）衍俱被害”（《晋书•庾峻传》）。河内苟唏，晋末为大将军，“石勒攻阳夏，……执唏，属为司马，月余乃杀之。唏无子，弟纯亦遇害”（《晋书•苟唏传》）。安阳邵续，散骑侍郎邵乘之后，晋末聚众拒石勒，被围，其兄子“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续竟亦遇害”（《晋书•邵续传》）。顺阳王豹，为齐王冂主簿，冂骄纵，遂见杀（《晋书•王豹传》）。上述各士族都因战乱的缘故，或被杀，或病卒，或一人受祸，或举族诛灭，对其个人和家族都发生了极大影响。为了少受战乱之若，保护自已和家族的利益仅存下来的士族成员便积极行动起来，变被动挨打为积极自救，历史上也因此出现了与客家先民有关的一次规模空前的中原汉民南迁运动。[王大良《从晋末丧乱看客家先民的南迁》]这一次客家先民的南迁运动，出现了整个家族南迁的现象。所以有“衣冠南渡”之说。在福建，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衣冠南渡，指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周边部族内徙建立割据政权，酿成永嘉之乱，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又一次大批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自永嘉二年（308年）起，中原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福建。明何乔元《闽书》卷152称：“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唐朝詹琲写了一首诗吟咏此事，诗序曰：“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诗曰：“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诗并序见《全唐诗》第761卷017首）。又有詹氏先人《访宗人》诗：“仆马甘栖息，南来择地安；巧将茅作舍，城近绕庐山。喜识宗人面，襟怀自觉宽；开图阅源派，涕泪染衣斑。”可谓一字一泪，血泪交织。其实，当时进入福建的这八大民国《建瓯县志》卷19记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太平御览》卷170引《十道志》清源郡下也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就是说，客家先民进入福建，居住在闽北武夷山地区的人很多。

自永嘉之乱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许多王国，并经常南侵，从永嘉至刘宋末一百多年间，多次发生南逃的移民狂潮。《宋书·州郡志》序：“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晋书·王导传》云：“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颜之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观我生赋》“畴百家之或在”自注）北人被迫南迁不是散户、或小规模的逃难，而是聚族迁徙，是有坚强领导，严密管理的大规模的集体运动，一个官员或士族首领任宗主或被推为行主，带领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奴婢，少则数十家，多则上千家。如《晋书·郗鉴传》：“郗鉴”，“高平金乡人”，“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由郗鉴带至江东。东晋、南朝为了安置、管理南来的北方士庶，按照其原籍建置，设立侨州郡县制度，《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这种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到达新居住地后，也多是聚族而居，原来同县、同郡的家族聚居在一起。从今黄河中下游地区南徙的皇室及卿相等上等士族迁居于首都建康及其附近（可谓之“胴体”），如琅琊王氏、琅琊颜氏、彭城刘氏、汝南周氏、太原王氏，次等士族则居于今南京的“两翼”：东侧镇江、武进一带，还有镇江对岸的扬州地区；西侧的当涂、芜湖、宣城一线，还有和县、滁州以西地区。史籍明载移居京口（今镇江）者如：《晋书·徐邈传》：“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迁至广陵者，如《晋书·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至建康西侧定居的有：《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条引《桓彝别传》：“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避乱渡江，累迁散骑常侍。”《晋书·桓彝传》：“彝上疏……但以坟柏在此郡，欲暂结名义，遂补彝宣城内史。”《北齐书·裴英起传》：“裴英起，河东人。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梁书·裴邃传》：“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寿阳在今安徽寿县。从以上所引，可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淮之间和长江南岸是北方来的难民奔逃的居住地。

西晋的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大量汉人南下，给吉安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当时吉安是地广人稀，在西汉时期，整个江西人口才30万，到了东汉，江西全省人口才170万人。晋代，庐陵郡人口已经有一万二千二百户，仅次于豫章郡（今南昌）。而到了宋代，吉安人口已经跃居江西首位。在宋代绍兴年间，江西全省人口总数为3221538人，吉州人口就有957256，占全省的30%。到了元代和明代，吉安人口仍一直居全省首位。就是说，西晋永嘉之乱后，客家先民大量涌入江西的现代客家人聚居地，后客家人与秦汉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栖息的前客家人合流，共同推动江西的发展。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民迁徙形成三大支流：一部中原汉民分居于今的陕西、甘肃、山西一带，被称为“秦雍流人”。他们辗转迁徙，沿汉水流域顺流而下，渡过长江到达洞庭湖地区，最远的沿湘水逆流而上，到达桂林，散居广西特别是南流江流域，部分沿西江移入广东的中部或西部，成为粤西、客家先民，即所谓的“崖话人”。另一部分居于今河南、河北的人民，被称为“司豫流人”。他们沿汝水而下长江，渡过长江后，迁于江西的鄱阳湖地区，或沿长江顺流而下，到达安徽、江苏的中部，或沿赣江逆流而上，到达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地带，有的进入广东沿海地区，成为客家先民。还有一部分居于今山东、江苏、安徽的人民，被称为“青徐流人”。他们也辗转迁徙，沿淮水而下，越过长江后分布于太湖地区，更远的则到达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

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注：（晋）黄恭：《交广记》（该书久佚，参见（清）同治《番禺县志》卷20引（明）黄佐《广东通志》）。]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当时的中原汉民，很多已经进入岭南地区，包括现代客家人聚居地。台湾柏杨《中国人史纲》说：“四世纪大分裂时代，中华民族从中原南迁，定居在五岭山脉周围，因为是侨居身份所以称为‘客家人’，他们的后裔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可能是中华民族中血统最纯的一支。”众多的研究表明，西晋永嘉之乱后，已经有数量相当的中原汉民南迁至自广西、广东到江西、福建的五岭、武夷山地区，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是为客家人。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由此可知，当时东官郡的设置，就是由于晋朝时期的避难岭南的人口太多，导致人口膨胀。由此也带来了管辖整个粤东地区以及粤北粤中部分地区的与广州郡平行的东官郡这一行政机构的设置。南迁的士人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客家先民大量进入现在的惠州、深圳、东莞、河源、韶关、海陆丰、清远、英德、梅州、潮汕地区，并与以前就在这里生活的客家先民融合在一起，吸取了越族文化中先进的成分。使得这一片地方，成为客家民系孕育的早期的摇篮之一。

东晋时期，一部分逃亡到五岭地区（主要指岭南地区）的客家先民，与早先在那里生活的客家先民在那里一起休养生息，语言文化和风俗进一步融合。他们也吸取了百越之族的一些语言、风俗和习惯。而相当一部分南迁的客家先民，则在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的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而生活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的客家先民，其语言，则带上了这一片土地原先的色彩。

东晋时期，由于中原客家先民大量南迁，与先前在这里生活的居民融合，客家民系进一步发展。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客家先民在晋朝末年又大批迁入广东的沿海地区。《嘉应州志》卷8载：“嘉应州及兴宁、长乐、平远、镇平（蕉岭）四县并潮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紫金）、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皆可相同。广州人谓以上各县人为客家人，谓其话为客家话。”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章太炎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大埔、丰顺，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章太炎在此提到了晋朝末年，大批的客家先民已经到达广东沿海地区。

明朝天顺《东莞旧志》之“风俗”条云：“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唐宋以来，人文浸盛，士尚淳厚，农力稼穑，工不求巧，商不致远，素称“易治”。宋元之末，荐罹兵革，世变风移，有非昔比。迨入明朝，声教广被，又赖贤令詹勖、卢秉安，相继以德政化民，家有法律，户有《诗》、《书》。自二令去后，嚣讼始兴，间尚智力。然而业儒者多，士风尤胜。迩年执政，能敦化本；士崇气节，民兴礼让，淳厚复旧矣。又旧俗：妇女梳妆，与中国不类，邑令吴中命改之，逾月悉革其旧，可验俗之无难变着者矣焉。”

明朝天顺《东莞旧志》之“气候”条云：“五岭以南，通号‘瘴乡’。然郡邑之依山者，草茅障蔽，岚气郁蒸，故为害也深。若乃濒海之地，气稍舒泄，则瘴疠亦少。东莞近海，山势平夷，绝无瘴气，称为善地。凡北人侨寓者，亦皆乐其风土。韩昌黎所谓‘居俗既迁，风气亦随’。信哉！”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就是说，从东晋开始，惠州、东莞、深圳地区就是中原避难岭南地区的主要聚居地。一代史学大师罗香林，竟然连这本有名的深圳、香港地区的地方志都没有看，让人不可思议。罗氏在进行客家史研究的时候，可能进行了选择性阅读。

4、东晋的东官郡与秦朝的龙川郡高度重叠与成为客家民系的重要熔炉与中国客家文化名城深圳1671年的城市史

罗振玉对于流散的敦煌文留心求购拍印，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伯希和提供的遗书照片于1913影印出版《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中记录：“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由此推测当时北方的汉人最多不过400万左右。大量的汉人都避难来到了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南方地区。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其中，大量的北方中原汉民逃亡来到广东，也造成了广东地区人口的急剧增加。随着东江流域和粤东、粤北地区人口的增加，需要设立一个最高行政机构来统辖。于是，东官郡诞生了。深圳真正城市的开端应是东晋咸和六年（331）东官郡城和宝安县城的创建。郡城、县城在芜城的基础上修筑，其遗址叠压在明东莞所城之西部。南头古城，是1671年前东官郡城和宝安县城的所在地，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置东官郡，析揭阳县置海阳、潮阳、妥安、海宁四县，共辖六县。饶平地域属东官郡海阳县。新置县透露了北方汉民大批进入的信息。东官郡其地包括今惠州、深圳、香港、东莞、河源、海陆丰、潮汕、梅州等广东东部、南部部分以及福建云霄、诏安等的广大地区，表明那时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是深圳1671年城市历史的见证。也是深圳曾经作为粤中、粤东、闽南中心城市的历史见证。当时，这一大片土地上生活的百姓，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南迁而来的客家先民。至唐代为屯门军镇，宋代为屯门寨。据《宋书·州郡志》载：“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盐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领县六（南朝沈约：《宋书·州郡志》：“东官太守，《何志》：故司盐都尉，晋成帝立为郡。《广州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领县六。”）。即东晋咸和六年（331）深圳始置东官郡治和宝安县治，改盐官“东官”为行政设置的“东官郡。”宝安之名由来有二：广为人知的是，境内有宝山（在今东莞市樟木头镇），其山多银，所以“言宝、得宝者安，凡以康民也。”还有另一种说法：“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媚，珍宝之气聚焉，故旧郡名以‘宝安'而名”。东晋咸和6年设置东莞郡宝安县，郡领宝安、兴宁等6县，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州、潮州一带。在东官郡所辖六县中，第一个就是宝安县，县治与郡治同在一处，系江海交通要冲，海防军事重镇。新安故城开创了深圳城市发展的源头，成为深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由此我们也可知东江流域客家文明的古老。晋朝的东官郡与秦朝时期的龙川郡在管辖范围上高度重叠，客家民系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

完成于崇祯十二年（1639）张二果著的《东莞县志·建制沿革》载：“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为四郡)立东官郡，治宝安（在东官场北，即城子岗，今为东莞守御千户所）。”可知，东官郡包括了今广东的东北和东南的广大地区，其郡治和宝安县的县治同设在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一带。所以迄今有明确记载的深圳城市历史已有1671年。在深圳南头古城附近和宝安区西乡清理了22座东晋墓。西乡铁仔山古墓地中出土了3座东晋纪年墓，分别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大兴二年”（319）、“大兴四年”（321）和晋明帝司马绍的“太宁二年”（324）。皆在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之前。纪年的内容为“大兴二年六月”、“大兴四年辛巳岁宜封侯”、“太宁二年岁甲申宜子孙”等。“五胡乱华”后，大量汉民南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史籍虽然没有移民深圳的记载，但是，基于迄今深圳还未发现西晋墓，而从东晋初年其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瓷器、铁器、铜镜及装饰品等又都与中原同步这两点来看，此时有不少客家先民进入深圳。这22座墓葬至少表明，深圳南头一带在公元331年前后人口增长较快，经济、文化也有相当的发展，此为深圳地区曾一度能够成为粤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根本原因。深圳最早的黄氏，是著名的“南粤孝子”黄舒。331年东晋设立东官郡后，他的父亲黄教就来到东官郡宝安县的一个村子。黄舒之“孝”千古留名。“乡曲争传黄孝子”，人们将他比作春秋孝子曾参，给他家门挂匾，书“参里”二字，黄宅旁一座无名山，也由此被称为“参里山”、“参山”，而村名也随之改为“参里”（今宝安沙井镇沙井中学一带）。黄舒死后葬于“大田乡猪母岗”，就在现在的步涌村大田路旁。

深圳南头古城屹立于珠江出海口的东岸,有1671年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咸和六年（331）的东官郡城（其地在今南头古城一带）。它位于南山区九街村，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内有九条街和数十处文物古迹。现地面保存的古城址为明代初年始建的，现仍保留有北城门、西城门、城墙、新安县衙、观音阁、风岗书院等遗址，还有南门洞、东门洞、关帝庙、信国公文氏祠、报德祠、东莞会馆、聚秀街门楼、育婴堂、民居等古建筑。2001年11月，为配合南山区南门广场的整修，由深圳市文管办、深圳市博物馆、南头古城管理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三国至晋代护壕遗址和大批汉晋时期的文物。南头古城已于200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时，以现惠州、深圳地区（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为中心的珠江东岸地区，是经济文化的兴盛之地。根据明天顺《东莞县志》风俗条的记载：“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在这个时期，深圳、东莞、惠州、河源等地，已经成为南迁中原汉民的聚居地，并且已成为衣冠礼义之邦，成为客家文明的早期孕育之地。

（三）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客家文化是以中原南迁汉民为主体融合南方少数民族的结果。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中原地区的中原汉族，从秦汉开始不断南迁。而逐步叠加而顽强地保留中原文化和语言而形成的一个族群。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广东客家人是历史上从秦汉开始,就从古中原地带（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北部、安徽等古中原地带，绝对不是河南一地。“河南”在古代指“黄河之南”。）不断向广东迁居而逐步叠加的一个群体。在迁居岭南的过程中，他们还不断同化当地的少数民族，而最后形成的一个群体。广东客家人的迁徙大体分为六次。

第一徙即是在秦汉时期。其主体是秦汉戍卒、中原徙民。具体分秦、汉两个时期来看。(1)秦时数次中原汉兵、汉民徙南记载。秦时戍卒、徙民史书有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开发岭南、先后五次派遣军队、民众，前后接近150多万。(刘泽华《中国古代史》第270页～27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其一是派兵前往岭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粤)”，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于越是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而发布的，春秋时期的越国即是在于越的基础上建立的，越国后来为楚国所灭，楚后为秦所灭；瓯越即东越，它以今浙江温州为中心；闽越是以今福建福州为中心；南越与西瓯，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之地。在岭南广大地区的是属南越，岭南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的交往。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中，有许多石戈、石矛、石剑是仿效中原青铜兵器的样式，陶器的花纹有云雷纹、夔纹、乳钉纹，其形制与纹饰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又与中原的有密切关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军兵分五路开始了平定南越的事业。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向南方进兵。这50万大军是由武关沿驿道和丹江南下，抵今广东龙川等粤北地区和今江西南康等赣南地区。一路由今江西省东向攻取了瓯越和闽越，是年平定，置闽中郡。另两路取南越：其一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入广西境：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见《淮南子?人间训》）。但因南方河道纵横、军粮运输极不方便，除平定闽越、瓯越一路很快取胜外，其余四路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为解决此问题，秦始皇三十年起开凿灵渠，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以通粮道。此即是广西灵渠，它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灵渠长约30公里，其规划布局都和都江堰十分相似。约秦始皇二十八年灵渠修成，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林剑鸣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355页秦始皇三十二年秦皇派任嚣、赵佗率秦四、五万楼船将士增援。秦军经过6年经营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设置了南海郡。前211年，“秦使尉佗逾五岭攻佰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伍千人。”（《史记》卷118）“尉佗”：“尉”为秦朝武官之长，“佗”即赵佗，时赵佗任秦朝武官之长。

关于赵佗事有两处记载。一，有论文《佗城开基客安家》。文章说：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即秦始皇派往岭南的的戍卒首领，“尉”是屠睢的官衔，笔者注)，伏尸流血数十万；赵佗逃过劫难后在龙川任县令建佗城，从而“客安家”。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始设龙川县，赵佗是龙川首任县令，他最早在东江河畔传播中原文化。其时龙川约82万人辖地颇广，包括今广东龙川、连平、五华、兴宁、河源、和平、新丰、海丰、陆丰等县和紫金、平远两县的部分地方。二，有说秦时赵佗南越开基，地点即今之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五华县地处广东东部、韩江上游，原名长乐，古为百越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五华属南海郡龙川县。南越王赵佗在华城筑有“长乐台”故称长乐县。长乐台又名尉佗台，“尉佗”即秦朝的“尉”(官衔)“赵佗”。赵佗，河北真定人（华夏族，汉族的前身），即上述秦始皇派兵增援岭南秦军的水师将领之一。《岭海剩》称“佗略定杨粤，拜龙川令，筑台于惠州长乐县”。旧志谓：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遣陆贾封佗为南越王，因筑台于五华山下，曰长乐台。至汉，汉帝鉴于既成事实而加封。20世纪80年代，五华县文物部门发现五华河畔塔岗村旁狮雄山有20000平方米的秦汉时期建筑，1984年广东省考古人员在该遗址作了几次挖掘，省内外十多位著名考古学家到现场考察研究，初步认定是南越王赵佗所筑的长乐台。

上述军队及相关人员后来大多数留在岭南，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在客家摇篮的赣南方志上亦有记载：如，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著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赣南，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赣南的章江流域；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还有：赣州城（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中行政建置最早的是赣州）在秦时尚为一三角地区，直至晋太守高琰才建土城。赣州府志有载：赣州（时为赣县）晋时便在有座嘉济庙，敬的便是最早生存在赣州城一带的先民——秦人石固，传说这石固便是这批谪卒中的一人。

其二是派降卒伐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据说10万）派往南方伐木，他们溯鹭溪河，从万安来到赣南上洛山（即今兴国县永丰乡西江、里坳村一带，与赣县白鹭官村相连）。这批谪卒不堪其辱、难负其重，一部分人逃到上洛山的大山深处隐居，大部分人在秦朝灭亡后分散到了赣南各地。这批“木客”以赣南为家，同当地的土著人“赣巨人”结合，是赣县官村最早的拓荒者和中原文明的传播者，也是赣南最早的客家人之一部分。便是在现在，在赣县白鹭与兴国交界地带的村人，仍有沿袭古俗，习惯性地在自家门楣上贴上“木客之家”字样。

其三是迁徙中原的汉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岭南平定，设置象郡、桂林、南海三郡。此后，秦始皇开始有组织的把豫、陕等地人口向这些地方迁移。据司马迁《史记 秦始皇本纪第六》所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胥、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遗戍”。“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又据《史记?正义》注：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日陆梁。“尝逋亡人”应为“曾经逃亡而又逮捕回来的人”；“赘胥”：“胥”为役者，“赘胥”，北京联合大学冯秀珍认为是“多余的役者”(有些书认为是“入赘女婿”)；“贾人”，古时称“坐商”为“贾人”。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把中原几十万人迁徙到这些地方去“戍五岭，与越杂处”。（林剑鸣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356页。）(2)汉朝时有数次汉兵、汉民南徙的纪录。其一，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5年)“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史记?南越列传》卷113。）这是汉代的一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当时，南海郡领六县：番禺、四会、博罗、中宿、龙川、揭阳。龙川和揭阳的部分是后来的客家地区，说明这批徙民中应有客家先民。其二，汉武帝时，南越和闽越两个诸侯国纷纷对抗朝延，或向北发兵或称王道帝。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年)多次发兵征灭了南越和闽越后，为加强这里的统治，武帝强迫越人北迁，而大批的汉族将士和官员填补越人空白，这批南迁汉人有部分在闽粤赣交界地区定居下来。（其三，汉时，朝廷曾两次派官兵出守梅岭筑寨修城。综上，秦汉两代的官兵成了开发和留籍岭南的最早中原汉人，这些人便是最早的客家先民。

第二徙（317—879）始于五胡十六国（旧称五胡乱华）时期，客家先民从陕甘冀豫鲁皖等地出发，沿汉水、汝水、淮水，过长江，主要迁居洞庭湖、鄱阳湖与太湖地区，部分人到达赣闽粤交界地区，或粤中西部与闽省沿海。

第三徙（880—1126）“受黄巢事变影响”而开始，客家先民离开豫皖鄂赣等住地，迁居赣东南、闽西南、粤东北等地区。

第四徙（1127—1644）的迁徙“始于宋高宗南渡与元人入主”时期，客家先民由赣东入闽西与粤东北，或直接南下粤北。第五徙（1645—1867）因“受满洲人南下及入主之影响”而开始，客家人自闽粤赣三角地区迁至粤中和沿海以及台湾，或桂黔，或湘鄂川康。第五次从1867年开始，受太平天国等事件的影响，客家迁至广西南部、海南岛或海外。客家人从中国北方到南方沿海迁徙，距离约3000公里，途中跋山涉水，艰苦难言。客家人的迁徙是和平迁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与当地土著的某些小磨擦，但不曾发生大的冲突。客家人被迫迁徙、定居与再迁徙不是凭借暴力，不是以其他人类群体的流血甚至灭种来换取本群体的生存。闽粤赣地区原来居民稀少，如此条件也使得冲突难于发生。客家人在定居地从事农商或其它行业，活跃了经济，建设了新住地。客家人的迁徙是人类群体的良性迁徙，也是人类群体和平迁徙的典范。同时，此种迁徙表现了客家人的勇敢机智与创新开发的精神。他们保持了原有的先进文明，又善于适应新异环境，能与当地居民互相融合，彼此通婚，共同建设。客家人的迁徙不仅未曾破坏社会生产力，反而加速了定居地的社会发展。广东客家人承传了中华民族的很多优秀的传统，并在岭南发扬光大。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六徙：在1866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地理位置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四）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岭南客家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

以东江流域惠州、深圳、河源、东莞为中心的东江岭南客家文化，是原东官郡核心地域的主流文化。形成了一支不同于岭北客家的客家民系——循衍民系，客家民系的一支，原来划作客家方言的粤台片。所以名曰“循衍”，即是以古循州为中心，播衍四海的客家支系。他们是客家民系之中，同时具备岭山、海洋两种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循衍文化是指粤台片客家的文化。客家人迁徙到广东等沿海一带时，来自中原文化体系的客家文化便受到了海洋文化的冲击。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相互撞击，使得客家文化也具有了海洋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豁达的胸怀、浓情似酒、敢做敢为，亦或开放性、冒险性乃至扩张性，这也是客家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接壤之处，也是他们有可能迅速走进现代社会的先天优势。

改革开放前，深圳地区的原住民主要是客家人。改革开放之初，五湖四海的人们来到深圳创业，广东省内外也有大量的客家人来到深圳创业。目前，深圳的原住和常住的客家人数达到400万人左右，深圳成为新时代的客家文化的大熔炉。深圳古代的行政设置始于汉代。深圳的南头在汉武帝时，为全国二十八处盐官之一番禺盐官的驻地，史称“东官”。汉、三国时期岭南两盐官之一，曾为汉武帝盐铁富国、打败匈奴作出过大贡献。三国吴甘露元年（265）于东官设司盐都尉，始建垒城“芜城”，深圳古代的行政设置始于汉代。这是深圳古代所建最早的城。深圳自古以来就是广东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深圳市最早的前身为宝安县。真正城市的开端应是宝安作为县建制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创建。朝廷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辖地大概为今天的深圳市、东莞市和香港以及整个粤东地区，郡治在宝安县（南头）。东官郡为东晋以来广州周围重要的大郡之一。西晋永嘉之乱后，已经有数量相当的中原汉民南迁至自广西、广东到江西、福建的五岭地区，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是为客家人。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由此可知，当时东官郡的设置，就是由于晋朝时期的避难岭南的人口太多，导致人口膨胀。由此也带来了管辖整个粤东地区以及粤北粤中部分地区的与广州郡平行的东官郡这一行政机构的设置。南迁的士人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客家先民大量进入现在的惠州、深圳、东莞、河源、韶关、海陆丰、清远、英德、梅州、潮汕地区，并与以前就在这里生活的客家先民融合在一起，吸取了越族文化中先进的成分。使得这一片地方，成为客家民系孕育的最早的熔炉之一。

原东官郡管辖的这一大片土地历来是至今仍然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至南朝宋元嘉三年（426）担任东官太守的阮长之，是当时著名的良吏。南朝梁东官太守陈伯绍，是位能战善治的将军，死后，百姓立祠纪念他，陈霸先即帝位后，被尊为王。公元590年（隋开皇十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县治在今深圳南头。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治迁往东莞，于南头设屯门军镇。屯门镇是唐、宋岭海军事重镇。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冬，“海贼”吴令光等攻陷了永嘉郡（今温州市），南海太守刘巨鳞率屯门镇兵，会同其他几路大军打败了吴令光。宋朝时期，深圳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是食盐产区，香料也很出名。南宋末帝转战珠江口一带时，在海丰五坡岭被元军所俘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三过零丁洋，看着宋朝海军最后一战全军覆没，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诗。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公元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公元1565年，又在南山半岛设立了广东六大水寨之一的南头水寨，为一庞大的军事机构，是“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管辖与牵制范围东至潮汕，西至上下川，南至大洋。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曾是广东省东南的政经重镇，也是晚清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元末，岭南骚动，群雄并起，东莞人何真经历失败的教训，在笋岗东山再起，最终统一了岭南。朱元璋建立大明，何真又义归大明，使岭南百姓避免了战争的浩劫。何真功封东莞伯，成为岭南一代著名贤臣。深圳市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公元1573年（明万历元年），朝廷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意，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明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汪鋐，奉明廷之命，驻扎南头城，依靠当地军民，抗击入侵东莞县屯门的佛郎机（葡萄牙），后官至兵、吏两部尚书。是我国最早率军民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和最早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要臣，也是我国“师夷之长技以驭夷狄”的第一人。南头水寨参将汤克宽驻扎于南头城，训练水军，抗敌爱民，捐奉修桥办学，在抗击倭寇入侵的战争中立过汗马功劳，其名仅次于戚继光和俞大猷。在抗击番彝、倭寇的战争中，东莞所的正千户袁光、顾晟、万里、李茂材等将领，均血洒疆场，壮烈捐躯。明天启三年（1623）红毛彝（荷兰入侵者）从佛堂门闯入庵下，新安知县陶学修率军防守，红毛彝乃退。明末清初，张家玉与陈文豹散尽家财起而抗清，曾三攻东莞、两陷新安、四守西乡。陈文豹、张家玉战死后，部将李万荣驻守大鹏古城、七娘山，坚持抗清达十三年之久，为古代深圳最壮烈、最持久的义举。清朝初期，政府实行沿海省份内迁50里的“迁界”之举。新安县三分之二土地曾一度纳入东莞县。公元1669年（清康熙八年）复置新安县，至公元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再复原界。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九龙海战，参将赖恩爵（客家人）率军抗击英军，取得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首胜，赖恩爵获道光皇帝赐“勇士”之称号。随着战争的扩大，清廷奉行投降政策。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1842年（清道光二十四年）7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英国占领。中国历史从古代史进入近代史。公元1860年（清咸丰十年）1月11日，九龙半岛因《北京条约》而被迫割让给英国。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给英国99年。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英夷两次在珠江口点起鸦片战争之火，林则徐、关天培、赖恩爵、陈桂籍等民族英雄均在此大显身手，写下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抗英爱国诗篇。1900年孙中山（广东客家人）领导的三洲田起义爆发，起义队伍曾发展到2万人，起义军队伍绝大多数是客家人，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枪。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等，也藏龙卧虎，风起云涌，许多名人如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陈郁等也在深圳留下足迹。公元1913年，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县治仍在南头。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日寇入侵华南，廖承志、林平、曾生等深圳客家人组建抗日队伍，使东江纵队（参与者绝大部分为客家人），成为华南抗日的一面旗帜，为广东的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3年，因深圳联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东迁至距南头10公里外的深圳墟。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古代的深圳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深圳产盐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58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制盐遗址。在汉代，由于国家国力强盛，盐田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到宋、元、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产盐业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如盐田、盐田墟、盐田坳、盐田径等，从而印证了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制盐业盛极一时。宋开宝四年（971），设官富盐场（在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北宋时东莞县（含今宝安县）境内设有四个盐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据考证：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等地，东自沙头角以至九龙湾沿岸各地，皆为产盐区。据香港学者萧国健教授考证，九龙、新界这一带地区产的海盐都由大鹏湾经梧桐山而运止广州。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顾盐民的政策，收购海盐每石55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此后宋代盐价不断攀升。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戏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政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痛苦。北宋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经常激起了盐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远走他乡，而更多的是肩负生活的沉重，艰难地生存。盐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深圳地区的人民主要靠海为生，因此，盐业也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业。深圳客家人与惠州客家人一样，不仅善于耕山，还善于耕海。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通过深圳、惠州等地，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样的迁徙。

（五）珠江口东岸地区的岭南客家文化的先进性与革命性

1、深圳“屯门海战”的指挥者汪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人：深圳客家地区成为改革开放先锋

1521年8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来到今天深圳的南头城，奉命对“佛朗机”（明代对葡萄牙人的称呼）人进行驱逐。汪鋐（江西省婺源县大畈人），指挥广东沿海军民，一举将侵略者赶回满剌加，史称“屯门海战”。当时的战场就在今深圳西部和香港之间的洋面上。是时，葡萄牙船只体形巨大，装备了大型风帆，能远涉重洋，加上配置的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与明军交战时优势明显。初次交锋失利后，汪鋐设法仿造了“佛朗机”人的“蜈蚣船”火炮，并装备到明军中。再次交锋，汪鋐利用敌船体大不容易掉头的特点，采取火攻加凿船的战术。明军把满载油料柴草的小船点燃，顺着南风驶入敌船队中间时。敌船转动不灵，纷纷燃烧起来。汪鋐再派人潜入水中，把未着火的敌船凿穿。众将士奋勇跳上敌船，与敌人短兵相接。“佛朗机”人有的被烧死，有的跳海逃命，溃不成军，最后只剩下3艘大船，在9月7日乘着黑夜逃回了满剌加。“屯门海战”的次年，葡萄牙殖民者为了实现在“屯门岛”修筑堡垒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梦想，又一次派出强大的船队开进珠江口。汪鋐指挥中国军民迎头痛击，敌损失两艘船后狼狈逃回。汪鋐被史学家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人。后来，汪鋐官至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汪鋐担任京官后，还曾三次上疏嘉靖皇帝，向朝廷推荐推广“佛朗机”火炮和“蜈蚣船”。

2、深圳客家（夏家、客赣）赖氏三代五将军

赖恩爵(1795—1848年)，字简廷，深圳大鹏城人，三代五将之一。恩爵出身武术世家，少年时开始由祖父(世超)、父亲(英扬)、叔父(信扬)教练武功。1814年随父在广东阳江镇人伍，逐年升级，历任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1838年任广东东部要地海门参将，1839年指挥中国水师，在中英九龙海战中击败英军，取得鸦片战争首战胜利。道光皇帝下旨赏红顶花翎，授呼尔察图巴图鲁名号(满语为英雄勇士之意)，晋封副将。1839年至1841年经历大小战事三十多次，屡立战功。1841年九月三十一日晋升总兵。1843年出任广东全省军务水师提督，官封一品振威将军，赐水田一百石、赐绣有七龙二爪蟒袍朝服一件。1848年农历八月，将军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三岁。赖氏的三代出了五位将军，使赖姓成为广东一杰出姓氏，有人把赖氏同宋代的杨家将相提并论，称“宋有杨家将，清有赖家帮”。

3、包括深圳、惠州在内的珠江口东岸地区成近现代中国革命重要中心之一

近现代的惠州，会党啸聚，爱国客家志士云集，民众思想进步。由于群众基础好，惠州成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发动场所。翟火姑起义、三州田起义、七女湖起义，这些起义，把清政府一步步送进灭亡的坟墓。包括深圳在内的惠州地区，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重要的中心之一。

（1）惠州翟火姑起义

翟火姑起义是近代惠州起义中持续时间最久,所攻占和影响地域最广的一次。它自1854年爆发直至1865 年失利, 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虽然清军实行重点镇压, 但人数仍发展到数万人, 比以往惠州农民起义有了新的提高。这次起义基本上实行流动作战, 它先后转战粤东、粤北、赣南、闽南、湘南广大区域, 攻克了博罗、河源、海丰、和平等县城, 占领九龙司城寨, 围攻惠州府城及归善县城, 四处“横突”, 令清军疲于奔命, 到处扑空, 但它没注意建立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边占边弃, 不少革命成果得而复失。

（2）发生在惠州府的现深圳地区的三州田起义：打响世纪第一枪

孙中山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5页中写道：“继此失败后，回顾中国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涯。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机，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是年10月6日—11月7日，新安（此时属惠州府管辖，而惠州府的绝大部分居民为客家人）人民（绝大部分是客家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洲田反清起义。因为当年是农历庚子年，又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史学界又把它称为“庚子首义”。孙中山、郑士良诸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又开始策划发动新的反清武装起义。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的船到达香港时，港英当局借故不准孙中山登岸。孙中山便先后两次，在香港海面的船上，与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萌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以新安县、归善县的绿林、三合会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卸在台湾的军火，在三洲田起义，然后东进厦门。孙中山则和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约好在台湾以武器援助，等起义军打到厦门，孙中山则内渡指挥，重新装备，再挥师广州，成功后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第二次会议，决定由郑士良、黄福、黄耀庭集结三洲田，准备武装起义，史坚如、邓萌南赴广州，相机起事及进行暗杀活动，以为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以香港为据点主持起义的筹办工作；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合会党；孙中山则转日本，再折回台湾，等起义发动后再潜回内陆。孙中山将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毕永年掌握哥老会，派日本人远滕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去台湾筹备饷械，待适当时机潜入内地指挥。9月中旬，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购买枪械运港。9月28日又到达台湾基隆，并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募第一批军人。当时驻扎台湾当局也表示支持孙中山的起义计划。孙中山、郑士良选择客家人聚居的三洲田作为起义的地点，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地及毗邻地区的三合会反清组织根深蒂固，兴中会也与之建立密切的联系，具备发动起义的组织准备和社会基础。二是香港新界及毗邻地区民众反抗港英当局以及清朝割地妥协的斗争，造就了继而发动反清起义的军事情势和人心向背。三是三洲田毗邻香港，濒临大海，地势险要，历来为广东客家会党啸聚之地，正好作为兴中会依托香港、发动反清起义的根据地。三洲田是归善县大鹏湾畔群山环绕的村寨，当时聚居着数十户人家，约三四百人。此地距离海边不到5英里，离香港新界沙头角不到10英里，南抵新安县界，东南与海丰县毗连，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往北则可通往归善县城与惠洲府城，通过东江，还可到达70英里外的省会广州。三洲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便于聚集起义力量，获取来自香港与海上的军火接济，成为孙中山与兴中会计划在粤东滨海乡村发动起义的理想之地。他们以三洲田人廖毓坤在本村开设的“义合小铺”为据点，联络三合会、绿林会党廖庆发、廖仁玉等人，在三洲田设立拳馆会作掩护，组织起义力量，下冲、碧岭等附近村民都自愿参加，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便发展到600多人，他们成为三洲田起义的主力军。由于起义走漏风声，在清军大规模集结、准备进剿的情况下，起义军首领决定先发制人，迅速主动地出击敌人。于是，在10月6日，在三洲田马栏头以“众位兄弟，百打百胜，到来就位”的誓词正式起义。义军们高高地举起“孙”、“郑”的旗帜，集体振臂高呼着“即日复神州”，以及“跟孙中山要跟到底！”等口号。当时规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必须剪掉辫子。起义军当时红布包头，裤头插一支小红旗子；裤脚一边高，一边放低，颇为神气，老百姓高兴地称之为红头军”，而清军则骂他们为“红头贼”。三洲田起义，得到三洲田村民的大力支持。起义的基本队伍，有黄远香率领的观澜、龙华、石岩等深圳地区三合会员中挑选的数百名精壮。义军绝大多数是当地客家人。起义的当天，清军何长清部200多人赶在“红头军”进攻沙湾前已布好阵势，哨骑已达横岗，逼近三洲田。沙湾有座兰花庙，驻守清军四五十人。由黄远香率领的一支红头军首先向兰花庙发起进攻，从三面迂回包抄。红头军发起进攻后，庙内清军乱成一团，四处逃散，被打死十余人。深圳清军接到兰花庙失守的消息，立即派兵驰援，清军人多势众，红头军牺牲2人。接着红头军300多人陆续赶到，杀得清军泅河夺路而逃，向深圳方向退去。此役杀敌40人，俘敌30余人，缴获快枪一批，首战告捷。起义军本打算与江恭喜所率新安县、虎门5000多名会党义军接应，合力攻打新安县南头城。然而，此时郑士良却接到孙中山电令，指示“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郑士良马上在横岗、坪山、龙岗等地号召，集合起义军，取道东北，向厦门进军，以便与台湾的孙中山相会。这样，便使起义军失去了与新安县的会党合力进攻南头城的良机，给清军后来的全力反攻提供了机会。10月14日，由林海山率领的红头军一路从坪山金龟洞路出新圩，有“咸水枪”300多枝，当晚赶到惠阳新墟驻扎。10月15日，队伍从新墟出发，约行四五里许，大队接到探报，敌人已派队前来，于是命起义军迅速登上佛子坳，择要冲设伏，准备迎头痛击清军。当时惠州陆路提督邓万林部正向镇隆方向追击，他们不知道佛子坳设有埋伏，天已大黑，清军来到坳顶，埋伏的起义部队打得清兵东逃西窜，生擒归善县丞兼清军管带杜凤梧，俘获清军数十人，夺得枪支700余，子弹5万余发。起义军向前推进，“一路秋毫无犯”，所到之处，老百姓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并且以酒食招待他们。在此后的几次战役中，起义军连连获胜。10月17日，在永湖与清军五六千人遭遇。义军仅有洋枪千余，但以少胜多，清军提督邓万林中枪落马，狼狈逃命，义军又获一批枪，第三役告捷。20日，义军到达崩冈墟，夺得制高点，居高临下，击败隔河清军，第四役告捷。22日，义军乘入三多祝，在白沙扎营，群众踊跃参军，队伍发展到2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深圳、惠州及其粤东其他地区的客家人）。但当郑士良等在白沙整编军队，清点粮草、军械时，发现枪支弹药已近竭绝。孙中山在台湾得到了三洲田起义军连战连胜的捷报之后，立即调集储藏在日本的枪械，但是由于日本政客贪污混骗，这一批军械全部是废铁。加之，日本新内阁组成之后，禁止台湾总督帮助孙中山，禁止日本武人参加起义军，孙中山在台湾被勒令离境。因此，孙中山只得派人给三洲田起义军送去手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自决进止。”起义军士们接到孙中山的手令后，“全军2万人皆慷慨激昂，呼声振野”，深为不能乘胜进军而感叹不已。起义军司令郑士良在缺少弹药粮草、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解散起义军，仅留洋枪队千余人返回三洲田大本营。而留守在三洲田的左路起义军，由于受到驻扎在新安县的水师提督何长清重兵的夹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击败。郑士良仅率少量精锐由海路退往香港。至此，轰轰烈烈的三洲田起义宣告失败。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清军对三洲田及起义村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大肆烧杀抢掠，滥杀无辜。清兵将三洲田大部分房屋放火焚烧，又采取禁住、禁耕等手段，逼得村民流离失所，逃亡他乡，有的飘洋过海到异国谋生。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流落在南洋的三田起义军壮士们，又把革命的火种播洒在那里。在新加坡，他们创立了中和堂，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高悬起三洲田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成为华侨团体最早使用的革命徽号。香港兴中会会员、爱国华商李纪堂除了为组织这次起义捐款外，在起义失败后再次慷慨解囊，变卖遗产，安置起义军及其家属。据李纪堂本人的自述，他为这次起义先后垫支十八九万元。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由于革命党人打响了民主革命反清第一枪，而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和里程碑，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与兴中会的革命事业最终从密谋策划走向公开斗争的转折点，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次战争实践。经过这一次起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赢得越来越多国人的同情和赞誉。许多革命志士纷纷投身革命。三洲田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孙中山对三洲田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首义失败后“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先生还深深地怀念着三洲田的民众，特派副官随员到三洲田，慰问当年参加起义的壮士和烈士们的后代，拨出巨款为三洲田各村村民修建被清军烧毁的房屋。并建立了一所学校，以激励和教育后代，永远纪念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其子孙科为三洲田学校亲题一副匾牌：“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1958年，因修筑三洲田水库，“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迁到了三洲田新村里，并改名为三洲田学校。1982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在三洲田村重建“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以表深圳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就在三洲田起义100周年到来之时，三洲田起义旧址于1999年春奇迹般地露出水面，使人们可以看到三洲田起义遗址，也算是上苍为三洲田起义百年祭献上的一份礼物吧。而今天，就在爆发三洲田起义的这一块土地上，改革的浪潮此起伏。革命党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理想已得到实现。这一块英雄的土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缅怀先辈事迹的地方，正在成为人们寻找精神的家园的好去处。而今的三洲田，山青水秀、鸟鸣谷幽，如诗如画。这里群山绵延、林木葱茏，茶树青翠，大小6个湖泊有如碧玉般镶嵌其间，美不胜收。盐田区委区政府把三洲田建成为旅游度假胜地和农业观光胜地。以展示“山海大观”为特点，以三洲田水库为中心，规划有36洞高尔夫球场，青少年素质教育野营基地和观光农业及生态教育区，纪念三洲田起义的大型雕像群，已经落成。东部华侨城正在吸引大量的海内外宾朋。烈士若地下有灵，当含笑九泉。

（3）由客家人组成的东江纵队成华南敌后抗击日寇的主要力量

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其人员主要是广东、香港客家人乃至南洋回国的客家归侨组成。其创建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叶挺将军。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广东人民的子弟兵。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处于敌伪与顽军夹击的艰苦环境中，遵照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开辟粤北山区，挺进韩江平原，积极配合华南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作战，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威震南粤，蜚声海外，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丽篇章。

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在此前后，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派一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12月2日，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周田村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12月下旬，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员会及宝安、增城党组织领导的东莞模范壮丁队等几支武装在东莞苦草洞进行整编，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两支武装共 200余人。1939年初，经与东江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这两支武装分别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战区第3纵队新编大队和第4纵队直辖第2大队。9月，日军再次在大亚湾登陆，两支游击队主动袭击日军，先后收复大鹏半岛的沙鱼涌及宝安县城南头，并在横岗伏击战中，毙伤日军30余名，迅速扩大了影响。广大群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踊跃支援和参加抗日游击队。至年底，两支游击队共发展到700余人。1940年3月，两支游击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攻，被迫向海丰、陆丰转移，途中被追击堵截，损失严重，最后剩100余人。

1940年8月，曾生、王作尧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游击队应返回东莞、宝安、惠阳坚持敌后抗战的指示，率部重返东宝惠地区。中共广东省委派省委常务委员、东江特别委员会书记林平（尹林平）到宝安上下坪召开游击队的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将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整编后，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曾生、王作尧分任大队长。两个大队分别进入东莞大岭山区和宝安阳台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1月,第3大队首先在黄潭击退进犯的日军，毙伤日军数十名。尔后，两个大队不断袭击日伪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941年6月，第3大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把进犯大岭山区的600余名日伪军围困了两昼夜,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50余名。第 5大队在阳台山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毙伤敌70余名。两个大队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斗争中，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1941年秋,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武装民兵1000余人，建立了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大岭山和宝安—太平公路以东的阳台山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香港。游击队即派出武工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建立新的游击基地。游击队还先后建立了海上中队和护航大队，开展海上游击战，袭扰日军海上运输线，保护渔民和商船往来。香港沦陷时，有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700多人，一些国民党官员和眷属、遇险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以及港英官兵和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近百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到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白石龙村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总结了部队三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成立了以林平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编为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部队编成 1个主力大队和东莞、惠阳、宝安、港九 4个地方大队。此时，游击总队建立了电台，从而能及时直接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4月以后,东江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与日伪军勾结，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东江地区发生严重旱灾，根据地军民处境十分困难。游击总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游击队势在必打、志在消灭的方针，要依靠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指示,开展整风学习，统一了干部思想，部队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渡过难关，取得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胜利。1943年1～10月，游击总队向日伪军主动出击，拔除了广九铁路及宝太公路、莞城—太平公路沿线的一批据点；争取了伪军1个营反正，2个连投诚；海上独立中队以少胜多，在大亚湾全歼伪海军1个大队。  东江纵队的政治教材

1943年11月，日军发起了打通广九铁路的进攻作战。中旬，日伪军出动七八千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游击总队在杀伤一部日伪军后，巧妙地跳出包围圈，转向外线袭击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收复大片失地，使广九铁路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卡住日军南线交通运输的咽喉，破坏日军的战略部署，策应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对日军的反攻作战。此时，游击总队发展到3000余人。

为适应斗争需要，游击总队于1943年12月 2日在惠阳坪山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个主力大队、5个地方大队和 1个护航大队。纵队成立后，大力加强部队建设，广泛开展杀敌竞赛和扩军竞赛，不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1944年上半年，仅广九铁路以西的部队就歼灭伪军20多个连，迫使伪军1个营和1个暂编团团部100余人投诚；港九大队积极开展城市游击战，炸毁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油库和九龙第 4号铁路桥；护航大队在大鹏湾海面俘获日军武装运输船3艘。6月间，日军出动配合进攻湘桂线。为钳制日伪军，东江纵队沿广九铁路、宝太公路等交通线广泛出击，先后全歼广九铁路常平、平湖等站的伪军、伪警大队。同时，东江纵队还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粤北挺进，一度解放清远县城。

1944年2月11日上午9时许，29岁的中美联合空军飞行指挥员兼教官克尔中尉率领第十四航空队20架战斗机从桂林起飞，护卫12架轰炸机袭击日军在九龙的启德机场。激战中，克尔驾驶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击落2架日机后不幸被炮火击中起火，负伤的克尔无奈弃机跳伞降落到启德机场北面的新界。在日军展开地面大搜捕的危急时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紧急行动，冒死抢救保护了克尔。

1945年春，东江纵队派出两个支队挺进东江北岸，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5月，纵队领导机关由东江南岸转移到博罗县罗浮山。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粤北发展的指示，在珠江纵队一部配合下，集中主力1000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此时，部队发展到9200余人,辖9个支队，并先后成立了江南、江北、粤北和东进4个指挥部，活动地域由东江两岸扩展到广州市郊区、粤赣湘边区和海陆丰地区。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华南日伪军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拒绝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缴械，东江纵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向日伪军展开进攻。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处，歼灭日伪军1000 余名。

七年中，东江纵队在远离中共中央，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人民武装共同坚持了华南的抗日战争，经历大小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部队发展到1.1万余人，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主要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山东，在解放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并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留在东江的游击队指战员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后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夏，两广纵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广东，与粤赣湘边纵队胜利会师，为解放广东全境作出了贡献。

二、承传由客家围屋承载下来的传统客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一）客家围屋承载着华夏古老文明。

走进广东客家围，从外到里，都能感受到一些汉族在中原地区已经失传或淡化了的文明传统。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已为学术界所共识，除族谱、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种种证据外，府第式的堂横屋、围龙屋和四角楼等客家围，其建筑方法和形式是中原华夏族的民居、庄园和府第建筑的传承。

客家民居是中国四大民居建筑之一。客家围规模宏大，平面布局严谨，防御功能较强，是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的传承。其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的礼制和伦理观念以及强烈的风水意识，在中国民居建筑中独树一帜。有人将客家围称之为“夯土的史书”或“石头的史书”。“聚族于斯”的客家围就是一个“小社会”，是研究民族、民俗、社会人文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围居，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围，是多种多样客家民居中的典型，“xx围”已成为赣、闽、粤客家人对自己大屋的通称。所谓客家围，具体有“xx围”、“xx楼”、“xx第”和“xx世居”等称呼，是指那种四周封闭，以前门为主要出入口，有些还带有碉楼，用泥土或泥、灰、沙三合土夯筑，土坯泥砖、卵石或青砖砌筑的防御性很强的大型客家屋。

客家的民居建筑有许多种，例如，有圆寨、土围楼、走马楼、四角楼、围龙屋等。2008年7月6日，中国“福建永定土楼”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实，客家建筑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围龙屋，也就是“大围屋”。客家围龙屋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组成了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据历史学家考察这种民宅建筑与中原贵族大院屋型十分相似，是一种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

客家大围屋有很多优点：一是围屋建筑形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外侮”。客家人迁徙到一个新地方，首先要考虑安全问题，保护族群的生存。所以，就将围屋建成为圆形环状堡垒型，具备很强的防御功能。正是这样的围屋，保证客家人能够在危险的环境中，扎下根来，正常发展。但是这种封闭的围屋也有缺陷，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不利于与当地社会交流融合。二是形成客家社会传承中原文化。由于同住一个大围屋，自然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区。这种社区环境对继承和保持中原祖先文化非常有利。这就是为什么客家文化中保留了许多古代中原文化因素的原因。这种情况与犹太人的社区十分相似，犹太人是个在世界范围内移民的民族。但是，不管在什么国家、什么环境中，犹太人都保持自己的社区不散掉。这也是古老的犹太文明自古传承至今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围屋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围屋的建筑结构上，我们能够领会中国周易的哲学思想，感觉到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了解选择建筑地址时的风水学问，认识建筑方面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有学者认为，客家围屋“聚族而居以防外侮”。“围龙屋已经成了客家的标志，成了客家一道人文景观。”(曾令存《客家·文学·禅》75页)

走进广东客家围，从外到里，都能感受到一些汉族在中原地区已经失传或淡化了的文明传统。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已为学术界所共识，除族谱、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种种证据外，府第式的堂横屋、围龙屋和四角楼等客家围，其建筑方法和形式显然不是古代南越族也不是后来的畲、苗、瑶族“干栏式”住房的传统，而是中原华夏族的民居、庄园和府第建筑的传承。

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土坯制作技术和夯筑技术，可以建造民居、宫殿和城池，至秦汉时期已有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和魏晋时期，中原的封建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主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羊等生产资料，还组建自己的封建武装、家丁，修建起防御工事——坞壁。这种带碉楼的坞壁建筑，随着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朝代更替、少数民族入主，打乱了汉族原有的经济、政治和血缘关系，失去了封建庄园和坞壁的存在基础，故至今在中原大地上很难见到古朴的类似的建筑了。

而历史上不断南迁的客家先民，却带着中原汉族的传统建筑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赣南、闽西、粤北、粤东和粤中的惠阳、深圳等客家地区，用夯土、土坯、卵石和青砖，建起一座座府第式以堂横屋为基本结构的围龙屋和城堡式的四角围楼等客家围。在考古学上，器物类比的认同，是文化和血缘认同的重要依据。

（二）深圳地区的客家围。

龙岗客家围，是深圳现存最重要、最多的可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客家民居建筑，据不完全统计有200座之多，其时代、姓氏、类型、大小、布局各有不同，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市级2处，区级的4处，2002年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大万世居、鹤湖新居、茂盛围、龙田世居4处。龙岗区客家围，是深圳市一笔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坑梓黄姓客家围，位于龙岗区坑梓镇，为明代以来的黄姓客家人所创建，包括洪田围、新乔世居、龙田世居、青排世居等。其中田塅心村龙田世居，为坪山黄氏六世祖黄淑才筑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座南向北，平面呈圆形，分成二围龙。清咸丰四年（185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波及这里，义军曾多次攻打，但无法攻入。抗日战争时，日军在此刺死小贩黄满仔，用汽油烧毁右侧门，至今遗迹尚存。龙田世居是现今龙岗客家地区布局合理、建筑精美、保存较好的城堡式围楼之一。

坪山曾姓客家围，位于龙岗区坪山镇，为曾姓的客家人所创建，包括大万世居、石灰陂围等。其中大万村的大万世居，为曾姓客家人创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面呈方形，后墙略弧，取势座东向西，面宽124.3米，进深123.5米，占地1.5万平方米，前有晒谷场和月池，后面军田河上有沙墩陂引水工程。大万围的建筑主要分为二围龙或外、内围龙。一围龙，又称外围龙，包括大门楼、两侧门、民居、水井、碉楼和围墙等。二围龙，对称内围龙，包括大门、两侧门、宗祠、民居、碉楼等。整座围屋保留尚好，该建筑对研究本地客家源流及其民俗颇有价值。

此外还有龙岗镇赖姓、李姓、刘姓、官姓等客家围，横岗镇廖姓等客家围，坪地镇萧姓等重要的客家围。

目前，深圳地区的客家围，大部分都没有居民居住。但其作为承载着深圳历史的文化载体，有着非同一般的现代意义。

在深圳龙岗罗瑞合村罗氏围楼鹤湖新居的内门楼牌坊上，镶嵌着石刻的“聚族于斯”四个字，说明客家围是血缘宗族的聚合，聚族而居的躯壳。每个客家围的居民，大都是一个姓氏，由开基祖一直往下传。随着子孙的繁衍，客家围可以不断增加或扩大，通常采取下述两种形式。一种是另建新围屋，另一种是老围不断扩大。

客家人同一祖宗的子孙后代，增建新围或扩建老围，可因地制宜，自由选择。但无论增建或扩建随着人口的增加，适应“聚族而居”的需要。围居只是形式，聚族才是实质，用大围屋这个躯壳把血族成员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赖以生存和发展。这是客家围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

每个客家大围屋，都是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体系。各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大牲口和大农具在围屋内部可以互相租借。大门口有共同的晒谷的禾坪和养鱼的池塘。围屋内还有共同使用的水井，有可以互相使用的谷物加工工具、风车、砻、碓、磨等，甚至还有榨油和榨糖的大型工具。有些围内还建有学校(私塾)，围内或围屋旁边建有厕所、猪圈。如此等等，从生产、生活到文化教育，围屋的设施齐全，完全是一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图景。这是大围屋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客家人在历史上是一个迁徙和苦难的民系。每当中原或新居住地大动乱一次，客家人就要迁徙一次，社会政治状况是客家人迁徙的动因。客家人不仅面临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而且面对新迁地的土著，其中有少数民族，难免引起摩擦。所以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要在新居地站稳脚跟，必须保持姓氏的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团结起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此，必须建造便于聚族而居，且防御性极强的围屋。无论是闽西土楼、赣南土围子、粤东北的四角楼和围龙屋，以及惠阳，深圳地区的围楼，都有高大的围墙、围楼和碉楼，开有黑洞洞的枪眼，大门上镶着铁皮，门前装有门杠，门后装有栅栏，门上还有注水洞口以防火攻……

一个大围屋，就是一个小城堡，一个生息武卫的营盘。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逼使客家人局促在一个大围屋之中，只有围屋才使客家人具有安全感和获得生产与生活上的自由。围屋是客家人文武结合、一张一弛、可攻可守，以及滚动发展的宿营地。

广东各地客家围，建筑选址非常讲究，主要先在靠山、近水和向阳的地方，有些还特地选在开阔的田野上。粤东大埔张弼土故居，是一座“花头”成长方形天街的围龙屋，其正面是宽广的田畴，后面是小河环绕，小河旁是一座青翠的大山，占尽良田和山水的地利。翁源江尾镇南圹村，以沈姓为主的整个村落都建在靠山面水有良田的地方，沈氏祖祠、椭圆形的祖屋长安围，以及十余座沈氏子孙的各式客家围错落有致地排列。可见客家人对山和水确是情有独钟，于是乎本是穷山恶水，也被改造或被视为青山绿水。

走进客家围，深切地感受到处处都充满了儒家思想文化的气息。粤东府第式的围龙屋中轴线上的上堂，必然是祖公堂，建有陈设祖公牌位神龛，还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种祖公至高无上的“敬祖睦宗”观念，正是儒家的“孝悌”、“尊卑”、“仁爱”观念的反映。在粤北的四角楼和深圳的围楼中，不仅有中轴线上堂的祖公堂，而且在后围中间多建有龙厅或高于堂屋和碉楼的望楼，在全围楼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是大家族的议事厅和学校，让本姓宗族子弟在这里接受儒家的思想文化教育。粤北始兴隘子著名的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客家满客围，其中间一座高于三座围楼惟我独尊的四层望楼，便是学校，冠以“太子楼”的美称，客家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渴求可见一斑。

“耕读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以往客家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许多客家围的大门口或祠堂前都树有石笔或旗杆夹，上面刻有“大清XX年XX科进士”等。在祖公堂上，则挂有“进士”、“魁元”等牌匾。这些都是张扬本姓氏家族有人夺得某种功名的标志，引导和鼓励子弟们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奋斗。所以，客家到处流行“蟾蜍罗，咯咯咯，唔(不)读书，(无)老婆”的童谣，自小就教育小孩要努力读书。

客家围中的堂联，凝聚着客家文化的精华，是一种让客家子孙随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宣传标语，创造出一种立身处世的文化氛围。这些堂联内容广泛，主要有追根溯源，寻根问祖;显扬祖德，激励后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乐观豁达，情操高尚；爱国爱家，报效祖国，等等。特别突出勤俭、孝悌和读书为本的精神。

广东鹤山县坪山罗氏以绢公堂联：“百世雍和修孝悌；一堂敦穆教读书”。深圳龙岗罗瑞合村罗氏鹤湖新居堂联：“慈孝友恭启迪后人昭世德；诗书礼乐缵承先绪振家声”。综观客家围的对联，中原华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贯穿始终。

客家围从外到内，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华夏文明的结晶，中原地区因历史和社会原因早已失传或淡化了文化的内涵，都可以在现存的客家围中找到，可以说，华夏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活生生地保留在客家围中。

（三）由客家围屋承载下来的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外在规范性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因自然环境(即人地关系)和社会环境(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产物。任何一个民系或民族的文化，它的生成和流变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是如此。下面就客家文化意识及其基本特征进行初步的概括和分析。

1、客家文化意识

客家文化意识是客家人在漫长的迁徙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精神产物。

所谓文化意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经验与智慧的积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道德观念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的作用。客家文化意识既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又富于求实的精神，其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价值观念，是近代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内容。

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内容(即客家人价值观念的具体表现)是：“四重”、“四薄”。第一、“重名节、薄功利”。客家人视个人名节比钱财更为重要。对个人的不仁不义，对祖先、父母的不敬不孝，对夫妻之间的不忠不节，对国家民族的背叛，以及男盗女娼、懒惰、赌博等行为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有辱祖先、有损人格和气节的。客家人常言：“人带面目树带皮”、“莫做亏心事，莫贪不义财”、“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第二、“重孝悌，薄强权”。迁徙的苦难，出洋的冒险，使客家人强烈企盼和衷共济、平等友爱，使客家人强烈愤恨为富不仁、待人不平等。这一价值观跟客家人的历史处境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第三、“重信义，薄小人”。客家人把信义视为社会交往中为人处事的基本品德，并把它作为判别朋友或“小人”的价值标准。流落他乡谋生，为求生存立足，客家人首先是以信义取信于人。客家人把一切损人利己、欺诈、蒙骗、陷害、背信弃义的行为看作是“小人”之举。客家人常言：“无信非君子，无义不丈夫”、“亲君子、远小人”。第四、“重文教，薄农工”。客家人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志，才能有出息。尤其是近代，客家人所在地区人口膨胀，山多田少，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人们为了摆脱贫困，大量往外地和海外谋生，文化知识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客家民间有句口头禅：“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客家童谣中唱：“月光光，秀才娘，骑白马，过莲塘……”、“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客家人“薄农工”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

2、客家精神、客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1973年9月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为配合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举办了《客家文物艺术展览会》介绍客家精神说：“客家虽自中原南迁，然其重道德、重义气、重礼节、重理智、性刚强、仍具古风，保存汉族血统，最为纯粹。语言风俗习惯，犹是中原遗风，其守重礼节义，好学问讲伦理，均表现为中原民族气质。唯几经离乱，披星戴月，更养成其坚忍卓绝，耐劳、耐苦、独立奋斗之精神，养成其向外发展，冒险犯难之精神。太平天国之起义，辛亥革命之前驱，与抗日战争之贡献，均可为客家精神之表现，亦即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伟大发扬。客家之民族精神，无时无地不在充分表现中。客家，就其语言与精神表现，均深具中原古风，而日益发扬光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继往开来，永恒悠久，生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实感荣耀。”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概括起来，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质朴无华的风格，二是务实避虚的精神，三是反本追远的气质，四是重人伦、重人文的互相守望的精神，五是重道义、重修养的气质，六是崇尚忠义的家风。七是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八是为了正义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

（1）质朴无华的风格。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地区简单、小规模的农业耕作，使客家人的现实生活只能停留在    比较简单的、粗放的、低下的状态。“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上川，越重洋，离了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既为游子，比比皆是”(民国《大埔县志》)。这是很多客家人所经历的共同生活。尚“简”崇“拙”，贬“奢”抑“侈”，长期以来不仅成为客家人固执的生活态度，而且发展成为他们持久、强劲的人生理念和审美时尚。如“岁时燕享不废，亦鲜兢于汰奢。少长服饰尚新，未尝流乎侈潜”、“质直好俭，不务浮靡”、“民性质直，气习劲毅”；再如“冠婚丧祭尚俭，居服饮食器用不求华侈”、“民善治生有勤俭风，士知务学无浮靡习”；又如“齐民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器用不求奇。”在客家地区，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年节岁时，大到民居建筑，小到衣着物用，无不流露出这种崇拙尚简的风骨。客家人尚简崇拙的审美意识，在客家妇女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日暮女郎来打水，长裙赤脚鬓堆鸦”、“早出勤劳暮始还，任它风日冒云鬓。过客莫嫌容貌丑，须知妾不尚红颜。”在客家地区流传的诗句中体现出客家妇女这种审美观念。

（2）务实避虚的精神。客家人很喜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们认为，说空话无补于事，做实事必有收获。“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百般武艺，不值锄头落地”，这是客家地区流传的歌谣，反映了客家人求真务实的精神。“士耻虚务实，鲜以标榜为事”，即便是大本营地区的传统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也崇尚这种求真务实的为人处世态度。这种根植于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务实精神，不仅体现在客家人的现实生活中，而且还牢固地植根于客家人的深层意识之内。

（3）返本追远的气质。客家人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这种由反本追祖而产生的浓厚的历史意识，使客家地区的各种文化事象，无不带有古风和古意。有人把神州赤县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作了比较，并生动地描述：比起吴越文化的新潮、中原文化的沉勇、荆湘文化的神秘来，客家文化执著的是一种民族历史的深沉和凝重。它没有吴越的灵秀，没有中原的雄浑，也没有荆楚的浪漫，但却熔铸了民族文化的历史纵深感，凝炼了民族历史遗产的博大气派和精深气质。

浸染“乡土情结” “乡土情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更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对自己的乡土有无限的眷恋之情。不少客家人，远离乡土数十载，尽管儿时生活是那么贫困，但对故土的思念又是那么甜蜜。乡土情结，灌注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渗透在客家文化之中。迁徙，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念念不忘的是故乡的土地和亲人。客家人一次又一次的辗转迁徙是被迫的，被迫离开家乡、失去家乡故土的人，更加懂得家乡故土的可爱呢？更加珍惜乡土情谊。

在客家传统文化中，反映乡土情调的莫过于客家山歌。俗语云，“客家山歌特出名”、“客家山歌松口(地名，谐“从口”)出。”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歌使人顿生思乡怀乡之情，在中国民歌中独树一帜。客家山歌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学百花园中一朵色彩艳丽的奇葩，也是东方诗歌大园里出类拔萃的妙诗。客家山歌是客家地区民间文学的瑰宝。它直接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尽情抒写客家人的生产与生活、欢乐与忧愁，情深景真，质朴优美，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千百年来，客家山歌广泛而持久地在客家人聚居地流传，魅力常在，青春永葆，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除了客家山歌外，还有广东汉剧、采茶戏、花朝戏、提线木偶戏和山歌剧等地方戏剧。这些地方戏剧，除汉剧外，都用客家方言演唱，曲调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客家传统文化中，流传最广，浅显易懂，客味特浓的是民间谚语。尤其是那些怀乡思亲的谚语，更让人铭刻在心。如：“命长不怕家乡远”、“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人情好，食蕃薯汤也甘甜”……具有乡土气息的民间雕刻、绘画、民间工艺品和风味小吃，都浸染着浓浓的乡土情谊。

（4）重人伦、重人道的互相守望的精神。客家人重视人伦关系。重视人伦关系，也就是重视人际关系。具体地说，在家庭里要做到“孝”，正确处理家庭内的人际关系，然后，把“孝亲”推而广之，把家庭的人际关系推广到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客家人重视人道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里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爱人和对象不仅限于双亲，不仅限于宗法关系中的人，而且涉及到社会上的一般人。

（5）重道义、重修养的品质。客家人强调“见利思义”。“见利思义”就是要注重人的精神需要，重视公利和整体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子主张的“见利思义”，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在取得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义”，如果是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利，可取；如果是不合乎道德规范的利，不可取。《孟子·告子》中说：“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道德需要乃是人的最高需要，道德具有最高的价值。客家人注重道德修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古人极其注重“修身”，但不是封闭起来搞自我修养，而是充满理想色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上四点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点。我们接受客家传统文化的薰陶教育，实质上也就是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薰陶教育。中华文化是“母”文化，客家文化是“子”文化，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客家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就是“中华根”、“中华魂”的教育。客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同根同源，客家文化继承、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化。

（6）崇尚忠义的家风。客家人的忠义家风可以用“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幅联语来充分表达。忠义家风所要表现的就是在家要做一个忠臣孝子，在做事上要戮力于读书、耕田两件事上。这是因为客家人长期的颠沛流离，使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故园的可爱、乡土的芬芳，从而益发眷恋中原故土。直到今天，几百上千年过去了，客家后裔仍对他们的祖居地念念不忘。在祠堂、祖屋的大门口都要挂上贴上姓氏堂号及堂联，以寄托自己对祖先、故土的思念；同时启发后人奋发进取，不要忘本。而在故国乡土形成的忠义家风也成了他们战胜种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客家人自称是“中原士族，三代遗民”，自认是具有高度文明的汉族“嫡系”。在他们的心目中，唯有华夏民族的忠义家风才是正宗。因而，这种忠义家风就成为他们的光荣标志，不息力量的泉源。当蒙古人南下之时，客家人奋起勤王，拥戴着南宋幼主，与元兵鏖战于大陆东南各地。满族人南下，客家人又起而抗清，成为“反清复明”的劲旅；有的则隐居山林，对清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台湾，当清廷割台，日本人据台之际，组织义民军誓死抵抗到底，从北战到南，成为日本人敬畏的“保乡御侮”劲旅的也是客家人。直到今天，客家人还以先辈的这段抗元、抗清和抗日斗争的历史为荣，把壮烈事迹编成歌谣、故事而传颂于后代，同时也把这种忠义家风提炼成谚语来教育后代。失国丧家的痛苦，客家人确是体会至深的了。故而他们总是把自己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站在“保乡御侮”的前列，而形成了所谓的忠义家风。

（7）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关于客家精神，项南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在《客家文化丛书•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说；“客家精神的内核是很丰富的，其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史又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8）为了正义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客家多将军，英烈半客家。客家人是由于历史上中原汉人辗转南迁，在五岭地区逐渐形成并进而由此走向祖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一个颇具特点的群体，是汉族中富有特色的一支民系。汉族中这支民系的最大特色，便是谋生方式的迁迁停停走走。客家文化在迁徙的文化、流动的文化中积淀出了客家精神。如历史上，因战争、灾祸，客家先民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才找到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便落地生根。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地方常是偏僻山区、丛林荒野。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不畏艰险，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改造自然、艰苦开发。长期的转徙生活和艰苦创业的磨炼，养成了客家人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品格。因他们生活的环境关系，当受到欺侮凌辱时，又能举族一致，敢御外侮，反抗压迫，从而使客家精神中又具有反抗欺凌、酷爱自由、英勇尚武的一面……。这种精神的根基是儒家礼仪，是在此基础上体现的严格区分是非善恶，为着伸张正义，洗雪耻辱，不惜抛弃身家性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气概使客家人为官则清正廉明，为民则忠贞正义，为国则挺身而出、英勇斗争、甘抛头颅、血洒疆场、前仆后继!这就是为什么自唐宋至明清，赣闽粤的农民起义、佃农斗争总是此起彼伏，始终不停。

（三）传承由客家围屋承载下来的客家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1、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传承客家传统文化，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只有更加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才能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才能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紧紧联系起来。

2、有助于更深刻地体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传承客家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艰苦创业、前赴后继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可以从这一伟大过程中看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看到中华民族持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迎接未来的机遇和挑战所必需的精神力量。

3、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承客家传统文化，能够更加理解海外客家人的创业艰辛，从而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内在活力的理解、体会和领略，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而更加理解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4、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传承客家传统文化，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同时，也能更好地为促进客家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5、有助于人文素质的进步提高。传承客家传统文化，能受到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的教育和团结奋进的客家精神的鼓舞，不断完善自我，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从而更牢固地树立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刻苦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把自己培养成为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四）传承客家传统文化可以为深圳公共空间的文化凝聚作出更大的贡献。

1、传承客家传统文化促进深圳城市特色的形成。

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和生命力，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深圳城市的特色在哪里？应该如何保持和形成深圳的城市特色？这应该从深圳的历史地理环境、深圳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近现代的城市建设、风土民情、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和研究。对城市风貌的保护，对本土客家文化的弘扬，有助于留住深圳的根，从而使深圳增加历史的厚重感，增强文化软实力。

2．促进深圳城市建设向更高一个层次、更高文化品位发展。

深圳不单是现代文化名城，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包容客家文化、白话文化、潮州文化、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对城市的文化遗产、历史文脉进行保护和规划，这是作为国际城市所必须具备的。对于城市建设来说，保护深圳的城市文脉、城市特色，把优秀传统建筑和文化保护起来加以创新，发扬光大，这也是一个发展，一个更高级的发展，必将深圳的城市建设推向更高一个层次，成为一个又鲜明，又有特色的国际大都市。?

3．促进深圳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个城市的形象与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关系。深圳是英雄的城市，自明代中期以来在抗击佛朗机，倭寇、红番、英夷、日寇的战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我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在省港大罢工中深圳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可以激励深圳人树立信心，发奋图强，这也是深圳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历史文化保护得好与坏，是反映该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尺。

4、了解深圳的历史，了解深圳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深圳人的自豪感。

深圳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近现代史的三大转折就发生在这里。

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新安人民在林则徐、关天培、赖恩爵的率领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英斗争。九龙海战，参将赖恩爵率军抗击英军，取得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首胜，赖恩爵获道光皇帝赐“勇士”之称号。随着战争的扩大，清廷奉行投降政策。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中国割让新安县的香港岛给予英国。中国历史从古代史进入近代史。

1900年（庚子年）孙中山先生策划和指挥的三洲田武装起义以香港为总部，以新安县与归善县的交界地三洲田为起义军之大本营，向东征战，发展至2万人（绝大部分是深圳、惠州的客家人），最终以军械不继而失败。起义打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枪。

1980年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1979年3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宝安县正式改为深圳市。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试办经济特区的倡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定在深圳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由此，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宣告诞生。深圳经历初创奠基、发展提高、增创新优势三个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座外向型、多功能、综合性的环境优美的城市，还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从此，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全国。全国、全省的客家人以及新客家人会聚深圳，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他们为深圳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5．促进深圳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深圳要争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地区，这个示范地区就是深圳城市，就是园林式、花园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就是高科技城市、就是社会主义法治城市和现代文明城市，要建设好深圳城市就离不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创新，古为今用。一个城市如不尊重历史，那城市的发展将是盲目的。保护先人的文化遗产，肯定先人的建设成就，就好象我们今天的建设成就能得到后人肯定一样。现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城市是否现代化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个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力度。要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就离不开这两个度。

6．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品牌。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外国、外城市看深圳，深圳不单是现代化城市，还保留有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历史文化名城。深圳有今天，和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悠久的城市历史、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二是作为大量的深圳移民，他们会为深圳悠久的历史、英雄的城市感到骄傲，会以做一个深圳人为荣。当今城市之间的竞争，除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外，文化发展状况已愈显重要。世界著名城市如伦敦、巴黎、罗马、莫斯科、维也纳、慕尼黑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美国把凡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均列为历史文化名城。如果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爱护历史文化名城，有这样一个还历史真实的深圳，她的形象、她的品牌，定可立于世界优秀城市之中。

7、可以成为联系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重要纽带。

香港、澳门的回归，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而作为郡城、县城，曾经管制过香港、澳门的南头古城以及在近代史上威名赫赫的客家城堡大鹏古城，是港澳寻根问祖的地方。深圳与港澳的密切关系是其他城市所无可替代的。澳门古属番禺县。晋咸和六年（331年）分番禺县立宝安县，澳门改属宝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城从南头迁到涌（今莞城），宝安县改名东莞县，澳门属东莞县。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分东莞县的香山镇立香山县，澳门属香山县。明万历年间葡人占据澳门后，澳门才从香山县分离出去。香港与深圳仅一水之隔，晋代同属宝安县、唐代同属东莞县、明代同属新安县，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才分三次从新安县分离出去。南头古城是港澳的根，是港澳同胞寻根之地。南头古城作为宝安县城，是东晋至唐管治港澳的历史见证。作为新安县城，是明、清两代管治香港的历史见证。而作为客家人大量移居香港的深圳，其大型的客家围屋，在香港客家同胞的心目中，是有着崇高的地位的。而对于作为有着几百万客家人和客家后裔的香港澳门地区而言，客家传统文化是凝聚其公共空间的重要载体。因此，传承客家传统文化有帮助于香港、澳门地区的繁荣稳定。

目前，客家人在世界上的华侨超过2000万，在台湾，广东客家人的后裔，就超过500万。仅仅在亚洲，客家华侨就达到500万，其中广东客家华侨达450万以上。因此，深圳如果重视对于本土文化的建设和弘扬，就能让自己成为联系台湾和海外客家同胞的紧密纽带。

8、可以为两岸早日实现统一贡献巨大的力量。

深圳作为有450万左右客家人的国内的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在海外、在台湾有着十分广泛的亲缘关系，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下，一旦广大的新老客家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深圳肯定能够为两岸早日实现统一贡献巨大的力量。这也必将为现实所证明。

9、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互相守望的精神，可以为深圳“幸福城市”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2011年3月11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疏于公共空间和法制观念》一文中指出：“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东方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余秋雨在这里提到的“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就是客家传统社会的公共空间的生动写照。因此，传承客家传统文化，对重建这种“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将起着革命性的影响。它可以促进深圳城市家园的建设。

深圳，作为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作为自古至今的中国客家文化的熔炉之地，理应为弘扬客家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由于客家传统文化已经和正在为深圳公共空间的文化凝聚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可以为提升深圳城市的软实力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建议深圳电视台可以为客家话提供一席之地，这样，可以让深圳成为当代都市人互相温暖地守望的一个范本和样板，也可以为深圳建设“幸福城市”，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