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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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又称为客家民系，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因从北方中原地区南下迁徙而产生，迁徙给了客家人坚韧的品性。尽管所处环境位于偏僻的山区，但是勤劳的客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涌现了洪秀全、何子渊、孙中山、叶挺、叶剑英、朱德等杰出人物，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客家是岭南汉族的一个重要民系或族群，客家人也并非是指我们平常所说的旅居他乡的客人，而是指在岭南地区居住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民系，是相对于广府、潮汕民系来说的。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客家）都是混合同化了岭南最早的原住居民百越诸族而最终形成。

客家民系比广府、潮汕民系形成的时间要晚，但客家人并不比其他两个民系晚来于广东，在广东的河源、惠州等地最早定居的就是糅合了部分原当地族群的客家先民。

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台湾等地都有客家人的分布，而以广东省内最多，人口总数达到2500万左右，占到广东本地族群的近三分之一。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和岭南，而最终形成于岭南大地。客家人常常以那些英才男儿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 有人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还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

由于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文天祥、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挺、叶剑英、张弼士、曾宪梓、李光耀、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等都是客家人的典型代表。 在广东各地，本地客家人群体内部会用客家话交流，对外会用粤语和普通话交流。

在海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广东客家人的聚居地（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广东客家人下南洋运动），特别是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客家话和潮汕话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次南迁岭峤

　　第一次南迁是在秦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北方中原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南迁是在西晋末期“五胡乱华”时期。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 　　第三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朝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第四次南迁是宋南渡及宋末时期。金人入侵中原，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除以上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他们中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

河洛郞另有所指

　　现在我们所说的“河洛郞”，并不等于客家人，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现在人们常说的“河洛郞”是闽南语“Hōk ló láng”一词的音译，其本字是“河佬人”(参阅“漳州话”、“河洛人”、“河洛语”词条)。 　　清末嘉应州人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说：“嘉应一州，占籍者十之九为客家。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按黄遵宪的说法，嘉应州自清雍正十一年（1733）立州，从嘉应立州之始追溯，客家人已经在嘉应之地定居超过700年，已经延续了三十世嗣，是大约公元1000年前后（北宋时期）中原族群南迁到嘉应之地的。而放眼珠三角许多被归类为广府方言系的居民，至廿一世纪之初仍未有传下三十代孙嗣，可见客家人在岭南定居的时间并不比广府系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客家人不可能全部都来自河洛地区，黄遵宪所谓“来自河洛，由闽入粤”必然只是对其中一部分的概述，而不可能是指全体客家人。黄遵宪《梅水诗传·序》对嘉应州居民来源的描写，可能只是以他本人的家族迁徙史为基础。 　　另外，在黄遵宪的《乙亥杂诗》中也提到：“荜路挑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这就再一次证明了客家人根源自中原河洛，其中不少客家人定居岭南已经超过1000年。 大埔县万福寺始建于唐文宗太和八年（834），至二○一四年已经超过1180年。罗孟郊（1091～1153）号休休， 循州兴宁县刁坊镇罗坝村人。北宋宣和年间探花，授职谏议大夫、翰林院学士。据明朝祝枝山编《正德兴宁县志》记载，宋谏议大夫、翰林学士、探花罗孟郊童年时，在神光山南麓贵人峰的小庙里读书。常在池边习书，洗砚池中，其水尽黑。罗孟郊考中探花之后，乡人便扩建这座小庙，并定名为墨池寺。罗孟郊生于北宋初的循州兴宁县，断然不可能是北宋才从中原南迁而来，自是唐代以前便已定居于此。　有关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土著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移民混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民系，而不仅仅是南迁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根据这些年的人类学以及移民史研究，大体可认为前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真相。从魏晋南北朝、两宋开始，中原汉民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侵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